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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为什么非走不可?答案很残酷,因为不走就是死路。一条总共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平均每向前走三百米,就有一名战士永远倒下。 今天,我把这其中的艰难,一层层扒开给你看,看完你就明白,那不是单纯的行军,是活生生用命啃出来的一条生路。 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缴失败,中央红军被困在江西瑞金的根据地里, 身后是几十万敌军步步紧逼的包围圈,头顶是敌机轮番的轰炸,脚下的根据地越缩越小,再守下去,就是弹尽粮绝,满盘皆输。 除了突围出去重新找一条生路,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出发时,没人知道要走多远,也没人知道终点在哪里,更没人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最后。 他们只知道,往前闯才有希望,停下就是死路。这一走,就是整整七百三十五个日夜,全程两万五千里。这条路,是战士们用脚底板一步一步丈量,一寸一寸磨出来,在世界军事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例。 而最让人心酸的是,长征路上扛着枪走过雪山草地的,有一大半是十几岁的娃娃兵,最小的战士才九岁,师团级干部也就二十来岁。 他们不是印在课本上的黑白照片,是一群还没长开的孩子,用还没长结实的肩膀,硬扛着一个民族走了两万五千里。 今天,咱们不讲宏大的战役,不讲那些你已经听过的故事,咱们就蹲下来,仰着头,看看长征路上那些最年轻的面孔。 先说一个九岁的孩子,九岁,搁现在也就刚刚小学三年级,上学还要爸妈接送。可长征路上有一个九岁的小战士,叫向轩, 他是红二军团通信班最小的战士,七岁就跟着队伍走了。别的小战士备一支步枪,他个子还没枪高,只配了一把小号。行军的时候,他走在队伍最前面,敌人飞机来了,他就吹号, 战友们听见号声就散开隐蔽。他那一把小号比他的命还重。有一次过草地,他一脚踩进沼泽,泥浆没到胸口,是班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泥里拔出来的。 拔出来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那把号,满嘴泥,说的第一句话是,号没丢。后来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啥?吹号的时候最怕号不响,你听听,九岁的孩子,最怕的不是死,是号不响。 这份担当你细品。再说一个十三岁的女娃娃,他叫魏秀英,红一方面军卫生员,十三岁跟着队伍出发。 卫生员是长征路上最苦的兵种之一,别人行军,他也在行军。别人休息了,他还在给伤员换药,挤绷带、熬草药。没有药,他就把树皮嚼烂了,敷在伤口上。 没有绷带,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撕成布条。过家进山的时候,他发着烧,身上只剩一件单衣。他把那件单衣脱下来,盖在一个冻得发抖的重伤员身上,自己光着胳膊在雪地里走了一夜。 战友们都说他活不下来,可他活着走完了全程。后来有人问他,那一夜怎么熬过来的,他说,就一个念头, 我不能死,我死了,我背上的伤员就没人管了。十三岁,自己还是个孩子,已经在替别人扛命了。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叫周辉,炊事班长。炊事班在长征路上是牺牲率最高的兵种之一, 为什么?因为别人行军备自己的装备,炊事班的人还得背上几十斤的铁锅、米袋子、盐巴。 别人休息,他们开始做饭,饭做完了还得收拾锅灶,磨蹭到最后才能走,往往一宿没睡,第二天接着行军。 过雪山的时候,周辉背着一口大铁锅往上爬,山顶上风大,锅被风吹的直晃, 他整个人被锅带着往悬崖边偏。战友喊他把锅扔了保命,他死活不撒手,他说,我把锅扔了,全连今天吃什么。后来他实在爬不动了,坐在雪地里,怀里还抱着那口锅。 战友找到他的时候,人已经没了,锅还是热的,锅里炖着一锅野菜汤。他走之前还在想着让别人吃上一口热饭,你发现没有? 向轩九岁吹号,怕号不响。微秀英十三岁发着烧,把自己的衣服盖在伤员身上。周辉十六岁,临死还抱着锅给战友炖汤。 他们每个人的心思都不在自己身上,这不是大人教的,是那条路逼出来的。在那条路上,不管你是九岁还是十九岁,没有人把你当孩子, 他们就只是战士,肩上扛着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最后再说一组数字,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八万六千人到达陕北,不足八千人,超过九成的战士倒在了路上。 在这支队伍里,普通战士平均年龄二十岁,师团级干部平均二十五岁,也就是说,指挥千军万马的人可能还没你现在的年纪大。 红军里有一个年轻的营长叫张政,长征时刚满二十岁,过湘江的时候,他腹部重担,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用手把肠子塞回去,拿绑腿布一缠,继续指挥战斗。 后来活到一百零一岁,他晚年,有人问他长征到底苦不苦,他没说苦,只说了一句话,我们那一代人,没有想过苦不苦, 只想过能不能走到明天。长征从来不是一群成年人的战争,他是一群最年轻的人,用最稚嫩的方式承受了最深重的苦难,走出了最硬气的一条路。 这条路每三百米就倒下一个人,而倒下的很多人,比你现在的孩子大不了几岁。他们没见过高铁,没吃过冰淇淋,没谈过恋爱, 但他们心中的信仰刻的比任何东西都深。两万五千里征程,二十万六千将士出征,五万七千人抵达终点,数字是冰冷, 可倒在征途之上的每一位先烈,皆是滚烫的血肉之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铺救了这条通往光明的救国之路。如果你也被这些年轻的面孔触动,不妨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看看 那些在课本上模糊的名字,曾经是活生生的少年。他们把自己埋在雪山底下,埋在草地里,埋在湘江边, 是为了让后来的人不用再走那条路。铭记,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回报。向每一个年轻的长征战士致敬!

一九三七年春天,边区政府批准了两人的离婚申请,儿子肖宁宁归肖月华抚养。肖月华干脆把儿子的名字从不肖德华,彻底改成了肖宁宁,与李德划清界限, 他不想让这个孩子的名字里再有那个德国人的影子。两年后,李德接到共产国际召回令,飞回了莫斯科, 他的第二任妻子李丽莲因为签证问题没能同行。至于肖宁宁,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这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德国人,对亲情本身就极其淡漠,从来没有表现出在乎过这个儿子。接下来就是一个女人独自带着孩子穿过战争年代的故事了。 肖月华在陕甘宁边区继续从事妇女工作,先后做过妇女部长、区委书记一类的岗位。她对婚姻已彻底失去信心,此后再未嫁人。不过,另有学者考证,朱鸿兆在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中提到,肖月华离婚后其实重新组建过家庭。 这两种说法在史料中并存,真相如何,恐怕只有当事人清楚。新中国成立之后,肖月华被安排到湖南省交通厅工作,儿子肖宁宁也跟着来到长沙。一个走过长征、打过抗战、扛过解放战争的老资格女干部, 在和平年代做的却是秘书科科长、办公室主任这样的中层职务。以他的资历来说,这个位置偏低了。后来,肖月华的身体亮了红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多病缠身,但当时只是处级待遇,享受不了太好的医疗资源。 他写信反映自己的困难,上面很重视,一九六零年把他调回军队系统,授以大校军衔,他也因此成为仅有的三位开国女大校之一。 这个安排带有很明显的补偿意味,让他退休时能按父军级享受待遇。一九八三年,萧月华因癌症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去世。 这个从广东乡村走出来的童养习一辈子,没有选择过自己的婚姻,却用自己的方式走完了一条了不起的路。他没有怨天尤人的活着,也没有消费自己那段不幸的婚史, 这一点在那个年代的女性中是很稀缺的。那他的儿子呢?肖宁宁跟着母亲和继父在长沙生活,为人极低调。 他成年后,从不拿母亲是老红军,是开国女大校的身份给自己谋好处。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时,他也不过是长沙一个普通的科技干部。这个杨顾问的儿子选择了把自己藏进人群里, 回头看李德这边。他回到苏联后,被安排在莫斯科外文出版作编辑和翻译。斯大林时代,他不敢回德国,一直被困在苏联。直到斯大林去世后,他才得以返回东德,在东柏林安顿下来。一九七三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中国记事, 这本书记述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九年在中国的经历。可笑的是,在这本厚厚的回忆录中,他对肖月华和儿子只字未提, 仿佛这个中国家庭从未存在过。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李德在东柏林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他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也没有试图联系过自己留在长沙的骨肉。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人,把孤儿的命运又一次扔给了自己的下一代。当然,肖宁宁比他幸运的多,他有一个拼了命也要把他养大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