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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六年,大清派李鸿章去美国访问,咱说实话啊,那时候的李鸿章心里头是真瞧不上那些蛮夷国家的,他觉得你们这些国家就该乖乖给我们大清朝贡才对,我能去你们那转转,那是你们的荣幸,知道吧?就这心态,特别大清, 他到底看见了什么?咱们今天好好聊一聊。其实李鸿章这次去美国还挺顺便的, 他是先参加了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完事了寻思,反正都出来了,那就顺道去欧美转转吧,你看多随意。他坐着轮船晃晃悠悠,花了六个月才到纽约港, 但美国人可不觉得这事随意,李鸿章要来的消息一传开,全美的报纸头条全是迎接他的消息。然后我们的李大人出场了。 他穿着一件绿色的黄马褂,昂首挺胸走下轮船,那姿态,绝对是天朝上国使者的气场。可他的眼睛从下船那一刻起,就不知道该往哪放了。 他先看到的是人,那些好奇围观他的美国人,男的带着各种绅士帽礼帽,穿着干净整齐的西服,打着领带。 女的呢,穿着当时最流行的巴斯尔裙,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装饰。这种发自内心的精气神,李鸿章说,就算是在京城的贵族老爷们身上都少见,而这些人仅仅只是普通的纽约市民。接着美国官员带她去酒店, 一路上他看到了汽车、电车、自行车,满大街都是。而当时的大清呢,官员出门还靠轿子和马车,这落差已经开始往外冒了。再抬头一看楼, 纽约那时候几十层的高楼已经很常见了。李鸿章就特好奇的问美国人,你们把房子盖这么高,不怕被大风给刮倒吗?说实话,这个问题问的挺朴实的,你想想,一个从没见过摩天大楼的人,突然看到这么高的建筑,脑子里蹦出这个问题一点都不奇怪,但这些都还是开胃菜, 真正让他破房的是一样我们现代人习以为常的东西。电梯到了酒店,美国人把他领进了一个小房间。李鸿章一看,这房间没门没窗,小到连张桌子都摆不下。他当时就不乐意了,说道,你们美国人就这么接待我,让我住这么个憋屈地方?旁边的美国人赶紧解释, 李大人,这不是房间,这叫电梯。然后人家就给他简单讲了一下电梯是怎么工作的。李鸿章全程认真的听,脸上没什么表情,但你想想他内心得翻腾成什么样?对他来说,这东西就跟传说中神仙用的法器一样。 你想想,一个从来没见过电梯的人,突然站进去,门一关,然后嗖的一下就到了楼上,这跟变戏法有什么区别?那一刻他可能就明白了,就算把大清朝的家底全掏空了,也造不出这么一个玩意。说实话,这种感觉挺绝望的, 就好像你一直以为自己住的是豪宅,结果突然有一天你发现,别人住的跟你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东西。 那种降维打击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李鸿章后来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有几个问题也特别扎心,记者问他,大清的普通老百姓能上学吗?李鸿章说, 我们大清有很多学府,有学问的先生也不少,达官贵人的孩子都能上学,但穷人的孩子得干农活,上不了,而且只有男孩子需要上学。然后他反问记者,你们美国的孩子都能上学吗?记者想都没想,直接回答,那当然, 就这简单的几句对话,你听出差距了吗?一个国家的未来不在当下,有多少钱,有多少兵,而在下一代能不能读书,有没有希望,这个道理李鸿章懂,但他改变不了。记者又问慈禧太后,是不是特别排斥现代科技? 李鸿章说,那倒不是,他其实挺喜欢的,比如相机啊、汽车啊什么的。但他没说出口的,是喜欢归喜欢,这些东西只能在皇宫里给老佛爷当个新鲜玩具,绝不能让他们在民间流行。 为什么?因为满清皇室心里跟明镜似的。从康熙那时候开始,满清皇室就在接触西方知识。他们很清楚这些东西有多厉害, 但他们更清楚一件事,一旦老百姓都开化了,都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统治就不好维持了。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选择,知识可以学,但只能我们自己学,绝不能流到民间去。你细品这个逻辑,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宁可让整个国家停滞不前。 他们不在乎国家的未来,只在乎自己能不能继续过好日子。这是最让人绝望的地方。李鸿章还去参观了美国的工厂,他亲眼看到机器一开,轰隆隆转起来,一天的产量比大清一万个苦力干一天都多。 你说他心里急不急?肯定急,但他更清楚,没用。对满清皇室来说,能用人力解决的事,干嘛要用机器?万一老百姓闲下来了,吃饱了撑的开始胡思乱想,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所以你发现没有,不是满清造不出机器,是不敢造, 不是不知道差距,是知道了也没用。李鸿章当时可能就已经预见到了,如果大清还这么安于现状,灭亡是迟早的事。他回国后只跟慈禧说了一句话,史书上没记下来他说了什么,然后他就沉默了。 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用。结果呢?他的话很快就应验了,而且应验的方式比他想象的还要残酷。咱们常说一句话,叫若国无外交。 这四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给你讲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就在李鸿章访美七年后,一九零三年,大清又派了一个外交官去美国,这人叫谭景雍。他第一次到美国,跟李鸿章当年一样,对高楼大厦、汽车、电车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但有一件事不一样了,没人欢迎他了。有一天,他自己出去溜达,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有多神奇。那时候清朝人是要留辫子的,所以他的身份特别明显,美国人一看就知道,哦,这是大清来的人。但那个年代的美国对中国人普遍歧视,虽然谭锦庸什么也没做, 一个美国警察看见他,直接就开口嘲讽,说他的辫子是猪尾巴。你想想,一个外交官在国外被人当街羞辱,这是什么感觉?谭警用当然不干了,他要求对方道歉, 可他等来的不是道歉,而是一顿拳打脚踢。那个警察叫来了一帮同伴,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揪着他的辫子,像拴狗一样把他拴在了路边的栏杆上,你敢信吗? 一个外交官被人拴在街上,像展览品一样,被人围观了一整晚,最后还是当地的华侨凑了钱,那些警察才放了他。回到大使馆后,谭锦庸以外交官的身份要求美国正式道歉,但美国根本不理他,连打人的警察都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你品你细品。七年前,李鸿章来的时候,美国总统亲自迎节,全程挂龙旗,那是何等的风光?七年后,另一个大清的外交官来被人当街羞辱,拴在栏杆上,连个道歉都等不到。为什么?因为国家弱了, 弱国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你的尊严,你的身份,你的气节,在强权面前一文不值。谭锦庸彻底明白了这一点,他不愿意把这份屈辱带回国。 于是,他一个人默默地走到了旧金山大桥上,没有一丝犹豫跳了下去。这个故事,我每次讲都觉得特别沉重。李鸿章当年或许就是遇见到了这样的未来,才会选择沉默吧。他不是不想改变,是改变不了 整个体系,整个制度,整个 mindset 都卡在那里,动弹不得。一个人再有本事,也扛不住一个时代的惯性。 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讲这些旧事,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煽情,而是想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大国崛起。 今天,我们的外交官走出去,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祖国,再也没人敢随便羞辱他们,因为每个人都明白,他们代表的是谁。从一八九六年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 这一百多年里,我们经历了太多屈辱,太多挣扎,太多奋起直追。好在那个时代已经彻底翻篇了,今天我们能坐在这轻松的聊这些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底气。




李鸿章随后接受了美国记者的采访,他对记者说,美国之行,最使他感到惊讶的是二十层或更高一些的摩天大楼。他说,倾国不能建这么高的楼房,因为台风会很快把他们吹倒,而且高层建筑如果没有好的电梯配套,也很不方便。 记者问总统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徘徊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美国记者所说的徘徊法案是指一八九二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的格力法,该法案歧视赞美华人,严重侵犯了华工的正当权益。 当时美国正在徘徊,他说,你们美国地大物博啊,资源也很丰富啊,这个,你这个工业啊,也很发达, 但是你们的产品为什么还竞争不过欧洲?为什么你们的劳动力成本太高?你不能排斥华工,就要用中国的劳工,用中国的劳工,中国的这劳工刻苦耐劳啊,比他们哪都勤快,比他们哪都能干。他说,中媒这样合作,你的产品才能拼过欧洲,你才能成为这个世界老大。 李鸿章回答说,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徘徊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有记者问,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有什么出路吗?李鸿章回答道,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的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秦国政府非常高兴的欢迎任何资本来投资, 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力。 这时记者拿出一张李鸿章看纽约时报的漫画,问李鸿章有何观感。李鸿章显示出难得一见的幽默,他说他们画的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