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毕飞宇出生于兴化的什么镇

此刻我领上这个学员奖，真是一方面特别高兴，一方面特别满足，总觉得我此生有机会得了这样一个奖，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学院奖呢？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我觉得所谓学院奖，他是和知识分子紧密相连的一个一个奖， 他体现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趣味，或者说最后达成的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共识。我是非常珍惜这个东西的。 我记得在二零零三年的夏天，当我在人民文学出版 出版了欢迎来到人间的时候，记者问了我一个问题，他们说，老毕，你最大的愿望究竟是什么？我说，我想通过写作最后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没想到几天以后碰到李尔，我们又说起这个话题了。李尔用他李尔特有的腔调告诉我，你说的其实是我。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亲兄弟真是不可靠，你看看亲兄弟在一块，什么都得抢，这个也得抢啊。 其实我当时说这个话呢，一方面是平静的，一方面也有一点特殊的心理。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知识分子在今天的中国也好，世界也好，似乎已经不是一个好词了。尤其是保罗于翰逊写过那个著名的知识分子之后， 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对知识分子表示怀疑，表示愤怒，表示表达辛辣，都可以。 这本书我是看了的，当我看见他挖苦萨特的时候，挖苦啰嗦的时候，挖苦啰嗦的时候， 我也挺高兴，但是我很快就更加高兴了，因为 他挖苦了托尔斯泰，他挖苦了雪来，他挖苦了海明威，还有其他的一些剧作家， 我为什么高兴呢？因为他非常确凿的把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放在了知识分子这个范畴里头。在我看来，一个小说家，一个诗人， 一个剧作家，即便遭到了批判，只要他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批判的，我就觉得我就应当对他表示格外的尊敬，因为他承担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责任。我是来 教授家庭的一个人。谢晓说，但是我崇敬知识分子，我喜欢知识分子，我知道我这一生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但今天，当我站在北京大学， 当我刚才从罗鹏跟这个王耀兄手上接过这个奖杯的时候，我可以自豪的告诉大家，我在北京大学做过十分钟的知识分子，我为此感到满意，谢谢大家。

我是江苏苏北人，哈，那六十年代中期出生在苏北乡村，大概在我这个五六岁的时候，村子里面有一个青年从上海回来了， 带回来汽车的故事，水果的故事，高楼的故事，都听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有一天他跟我讲起了火车，他讲火车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火车很奇怪，车比路 宽，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讲可以说是要了命，这个车比路宽，这个车怎么走？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个超出了基本常识，超出了我们基本理性的一个判断，我父母亲都是教师，终于有一天我熬不住了， 我说爸，这个，谁说这个火车啊？车比路还宽，我爸说哪里有路啊？火车 底下是鬼。这个回答就基本上把我弄得就快疯了。因为当时在一个村子里面，我父亲作为村子里面最高的一个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已经到极限了，这个 车底下是鬼，对吧？鬼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事情就就疯了。然后我差不多有一两年的时间，就被这样的一个话题 困扰着，这故事对我来讲意义特别重大。我至今记得一个乡村的孩子，因为这两句话，两句对现实的一个具体的描摹，给我带来的内心的驱动，想让我知道 一个未知的世界。所以后来我成了一个小说家，我成了一个讲故事给别人听的一个人。

我那个文章发出来之后，有这个网友跟我开玩笑说这个南京跟南通踢的时候，对面看到他全是舅舅，因为我妈说这个南通人， 这个泰州的这个网友就很调皮，马上就更正说南京跟这个泰州踢的时候，对面看台上全是舒服。 南通决赛对泰州这个结果我确实没想到，最后的结局车况下形成了一个对我来讲是叔叔跟舅舅打。不管最后的决赛是南通赢还是泰州赢， 有两个结论我是可以下的，第一江苏赢了，第二我赢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