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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专为绝命投送而生的超音速死士,低空屠房、核弹洗地是我在那个绝望年代唯一的使命。有人视我为守望国土最后的孤胆刺客, 也有人将我视作那个极寒时代的唯一敢于向死而生的钢铁判官。我就是强武攻击机。 我存在的全部意义不是为了在蓝天上展示优雅的记忆,而是为了在末日审判降临的那一刻,充当中国核反击体系中最后的一枚自毁式棋子。 我是一把无需撤退指令的利刃,只要发动机轰鸣而起,就意味着我将化身为刺破苏式钢铁洪流的最强利刃,用我的陨落换取对手的负面。在后来者的眼中, 我或许只是一家由于极度偏执而显得结构畸形的战争残次品,但在那道防线上,我曾是唯一反击的筹码。 若用攻击机来形容我,未免低估了我的决绝。我真正的身份是前行在雷达死角的极速幽灵。 我诞生于中国航空最艰难却也最热血的岁月,我的心脏有两台涡喷六发动机铸就 他们赋予了我一千二百四十公里的时速。我那独特两侧进气的构型是为了在夜间腾 出空间塞入那台能在超音速飞行中感应大地起伏的地形追踪雷达, 让我能在西伯利亚的针叶林间俯冲穿梭。除此之外,我还有极其残酷的战术设计,上扬甩头配合专用的核弹瞄准装置,我能在高速拉升的瞬间令惯性 将核弹像审判之矛一样甩向目标。这种暴力美学使我能够在那枚十万吨当量的狂飙一号毁灭世界之前,利用反向机动争夺那一秒钟的生机。我在十一点八吨的起飞重量 里,每一公斤都装满了名为反击的坚决。然而,凡是追求极致,必有惨烈的代价。 为了让我这副瘦小的身躯扛起狂飙一号战术氢弹,我经历了一场近乎疯狂的手术。氢弹太大, 机腹太小,设计师们在我的机腹挖开了一个巨大的挖口,让我以一种极其简陋裸露的半埋式状态挂在核弹。 我失去了完整的气动外形,我甚至没有弹舱门,起飞时,那枚致命的氢弹就赤裸的贴在我的胸口,经受着高空寒风的锤炼。 但这只是皮肉之苦,为了给这枚核弹腾出挂在空间,我被迫拆除了机腹的主油箱。在战机设计中,燃油就是生命, 但我亲手挖掉了自己的心机,掐断了回家的路。这意味着,从我挂上核弹的那一刻起,我的作战半径被永久的锁死在了 六百公里。我不再是一架正常的飞机,我是一枚长了翅膀,带着飞行员的自杀导弹。我可以背负毁天灭地的雷霆,却唯独背负不了让我回家的燃料。起飞即是诀别, 飞行便是遗言。我之所以被如此激进的打造,源于那两个超级大国对战略天平的疯狂加码。 一九六零年八月,那种名为绝望的阴云覆盖了整片国土。苏联百万大军沉冰关外,一万五千辆坦克汇聚成的钢铁洪流随时准备拦下,席卷华北平原。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恐怖的常规武器。而 我们虽然拥有了氢弹,但却因其巨大的重量,只能由笨重的红六运送, 在苏联密不透风的劫机网面前,红六只能成为一个缓慢移动的靶子。国家需要一种能钻进雷达盲区,以超音速将核弹送达目标的手术刀,这届时接到的任务是不计代价,不问归途。 我的体型被压缩到极致,甚至不惜通过牺牲飞行员生存率的方式去换取那致命一击的成功率, 唯一的目的就是确保在万劫不复的时刻,中国能有一双拳头重重的砸向对方,找到一线希望。在我的推演脚本里,从未出现过平安这个词。 如果战争点燃,我会从海拉尔起飞,迅速消失在西伯利亚那无边无际的深绿林海。 我必须贴着树尖飞行,让苏联的米格二五只能在我的头顶徒劳的咆哮,因为在这个高度, 没有任何重型截击机敢尝试超音速。我要直扑贝加尔地区的战略枢纽,十万吨当量的狂飙一号,保证在那钢铁洪流南下之前,在重兵集结地彻底将它们化为熔岩, 不会在拉伸的最高点释放毁灭,然后在刺眼的白光升起前,用块干涸的燃油进行最后的折反。 再多次的推演后,我发现我唯一的结局就是耗尽最后一滴燃油坠落在异国的洞口,或者直接消失在自己亲手制造的余烬里。 从未想过我能飞回祖国,因为我不是在执行任务,我是在进行一场背负着民族生存希望的有去无回的打击。 随着东风快递的崛起,我那曾经傲视群雄的低空河图房逐渐成为了历史教材里的一个注脚,那不是壮烈的陨落,而是漫长而寂静的退役。 我的大部分同伴如今静静地躺在各地的航空博物馆里。我们不再是战略合围设的尖刀,而是一群任由锈迹啃食,被年轻人好奇围观的绿色幽灵。 有人说我过时了,说我的铆钉太粗糙,说我的航程短的可怜。但我知道, 只要我还在海拉尔,在满洲里,在那些荒芜的野战机场上轰鸣过,历史就永远刻下了我的名字, 西伯利亚单程车。今天,我的后背们已经换上了隐身外衣,而我依然披挂着那个时代的余晖,守护着那个关于独立自主的誓言。我不必废回,因为我的身后已经是和平, 我是强武,我是人民的死尸,我是那个时代路在真理的守望者。我就在地平线的尽头,拖着这具 虽然老旧却依然挺拔的钢铁之躯,在那场未曾降临的末日战争中,永远守望着下一次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