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爱尔兰拖延时间

晚上好，朋友们，今晚我们要聊一个关于饥饿大海，以及一群人把全部身家压在一艘破船上的故事。时间是一八五零年代，地点是爱尔兰西海岸的某个小码头。那里的风带着盐味或泥土味， 偶尔还混着一点点绝望的味道。现在，把灯调暗，伴随着钟声，一起进入今晚的故事吧。 你站在科克郡的科富港码头上，一八四七年的春天，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 是人群挤在一起太久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你低头看看自己的脚，一双磨得快要露脚趾的皮鞋，鞋底沾满了从老家村子带来的泥巴。 你知道，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踩在爱尔兰的土地上了。码头上挤满了人，有扛着布袋的年轻男人，有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有拄着拐杖但眼神坚定的老人。 大多数人的脸上写着同一个表情，茫然中带着一丝决绝。你身边站着你的母亲，她没哭，但她的手一直在抖。她把一个用旧布包着的东西塞进你手里，说， 这是咱家最后一块熏肉。我昨晚又熏了一遍，应该能撑一阵子。你想说点什么， 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这就是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码头日常。从一八四五年开始，一种叫晚疫病的真菌几乎摧毁了整个爱尔兰的土豆作物。在那个年代，土豆不是配菜， 而是绝大多数爱尔兰穷人唯一的主食。历史学家估计，一个成年爱尔兰农民每天要吃掉大约五到六公斤土豆。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能吃，而是因为土豆便宜， 而且他们的地租太高，种出来的小麦和燕麦全得交给英国地主。所以当土豆烂在地里的时候，他们的世界也跟着烂掉了。你回头看了一眼码头后面的小山坡，那里站着一群没买到船票的人，他们只是来送行的， 有人在挥手，有人在哭，有人只是呆呆的站着，像一尊尊雕像。船要开了， 有人喊你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那艘停在码头边的船。它看起来不太让人放心， 船身斑驳，围栏上的帆布、布丁、锣布丁，甲板上的木板有些地方已经发黑。你隐约听到旁边一个男人嘀咕，这船是运木头的吧，怎么改成运人了？你心里咯噔一下， 但脚步没停。当时的很多移民船确实不是专门设计来载人的，他们原本是货船，运过木材、棉花，甚至运过奴隶。 船东们发现把货舱稍微改造一下，塞进几百个走投无路的爱尔兰人，比运货赚钱多了。 于是这些船摇身一变，成了移民船。你踏上了跳板， 脚下的木板吱呀作响，像是在抗议你的重量。身后你母亲的声音传来，记得写信，你没回头，你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步了。跳板的另一端，一个船员正在用粗哑的嗓子喊着号令， 往里走，往里走，别堵在门口。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利物浦口音，但你大概能听懂， 毕竟去美国的船大多是从英国港口出发的，船员也都是英国人。你挤过人群，顺着狭窄的楼梯往下走，楼梯又陡又滑，你差点摔一跤。 终于，你来到了底仓。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底仓里已经挤满了人，昏暗的光线从头顶几个小小的通风口透进来，照出空气中漂浮的尘埃。 你的眼睛花了好一会才适应这种黑暗。慢慢的你看清了周围的景象， 一排排的木板床铺，与其说是床，不如说是货架，层层叠叠的挤在一起。每张床大约六英尺长，两英尺宽， 刚好够一个成年人躺下，但绝对没有翻身的余地。你找到一个空位，把行李放下， 那个布包，你母亲塞给你的那块熏肉被你小心翼翼的压在胸口，这是你从家乡带来的唯一的食物。旁边的一个男人朝你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他的脸瘦的颧骨突出，但眼睛里还有光。 你也是去波士顿的，他问纽约，你回答他说纽约好。听说那边的土豆特别大，你忍不住苦笑，在经历了两年的饥荒之后，土豆几乎成了某种神话般的存在， 一种失去后才知道珍贵的东西。你想起老家那些烂在地里散发着恶臭的土豆， 为就一阵翻涌，船声开始晃动，有人欢呼，有人哭泣。你抬头望向那个小小的通风口，看到一片灰蒙蒙的天空正在缓缓移动。科府港的码头正在变得越来越远， 你的爱尔兰正在变成一条越来越细的线，最终消失在海平线的那一段。你闭上眼睛，握紧那块熏肉。船离开码头已经三个小时了，你躺在那块窄的可怜的木板上，盯着头顶不到两英尺高的发霉天花板。 每次船身摇晃，你都觉得自己像是被装进了一个正在被摇晃的火柴盒里。外面的浪声闷闷的传进来，像有人用拳头不停的捶打船壳。 你的临床就是刚才那个问你去哪的售销男人，正在跟另一个乘客聊天。 你竖起耳朵，听到了一个词，让你的心沉了一下。棺材船？什么？ 你忍不住开口。那个男人转过头来看你，脸上的表情很复杂。你不知道，他们管这种船叫棺材船。你当然不知道， 你只是个来自戈尔韦去某个小村子的年轻人。你对大海的全部了解来自于村里老人讲的故事和偶尔飘进村子的水手谣言。为什么叫棺材船？你问，尽管你隐约已经猜到了答案。那个男人苦笑了一下， 因为上船的人有很多到不了岸。一八四七年是爱尔兰大急荒最惨烈的一年， 这一年大约有十万爱尔兰人登上了前往北美的移民船，但其中至少有两万人没能活着到达目的地。 也就是说，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为什么死亡率这么高？原因有很多。首先，船上的卫生条件糟糕的令人发指，你现在躺着的这种底舱通常被塞进三四百人，而通风口只有几个 新线空起，几乎进不来。其次，乘客大多在登船前就已经严重营养不良， 毕竟他们是被饥荒逼上船的，身体的抵抗力弱的可怜，再加上航行时间漫长，疾病一旦爆发就无处可逃。 你望着头顶那块黑乎乎的木板，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个男人的表情那么复杂了。别想太多，他突然开口，像是看穿了你的心思， 只要别生病就没事，怎么才能不生病？你问。他想了想，说， 多吃东西，保持力气，还有，尽量离那些咳嗽的人远一点。说起来容易。你环顾四周，底仓里到处都是人，人贴着人呼吸，交织着呼吸， 你甚至能闻到临床那个女人身上的汗味。不是她不讲卫生，而是因为在这种地方，讲卫生是一种奢侈。船上的淡水极其有限，洗漱几乎不可能，大多数人在整个航程中都没有机会洗澡。你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 这件外套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已经穿了三年。布丁落布丁。你突然想起临走前你母亲最后一次帮你缝补这件衣服时的样子。他的眼睛已经花了，但手依然稳健。 他说，这件衣服结实，能穿到美国。你摸了摸衣服的内衬，那里缝着几枚硬币。 你的全部积蓄加起来大概够你在纽约活一个星期，前提是你神指点花。林朝的男人又开口了，小子，你带了多少吃的？这是一个很私密的问题， 但在这种环境下，私密这种东西几乎不存在。您老实回答，一块熏肉，还有一小袋燕麦。他点点头，比我强，我只有半袋土豆干。你又一次苦笑， 即使是逃离了那片烂土豆的土地，土豆依然如影随形。船上会发痴的吗？ 你问。他说会，但别指望太多。船声又是一阵剧烈的摇晃，你听到甲板上传来水手的喊声，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风声越来越大，浪头拍打船壳的声音也越来越响。暴风雨要来了， 你问。临床的男人耸耸肩，在大西洋上报风雨就像家常便饭， 习惯就好。你紧紧抓住木板床的边缘，感觉自己的胃在翻涌。但这还只是开始。你在那块硬邦邦的木板上躺了一整夜，几乎没合眼。不是因为不困，而是因为周围的声音太多了， 有人在咳嗽，有人在低声祈祷，有人在哄哭闹的孩子，还有人在说梦话，用盖尔语喃喃自语着什么， 更别提船身那不停歇的吱呀声，像是整艘船随时都会散架一样。天蒙蒙亮的时候，你终于放弃了睡眠的挣扎，做起身来。你的临床已经醒了， 他正啃着一小块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干透了的黑面包，睡得怎么样？他问你，你给了他一个无奈的眼神。他咧嘴笑了笑， 第一晚都这样，过几天就习惯了。你没回应，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却止不住。 你想到了把你送上这艘船的船票。船票并不是买到的，而是你的叔叔从波士顿接来的。他五年前就去了美国，现在在一家港口做苦力。他的姓很短，只有一句话， 船票和地址在信封里。到了纽约之后去找我朋友，他会安排你的住处。你没见过这个叔叔， 但你觉得欠了他一条命，发什么呆呢？凌晨的男人拍了拍你的肩膀，你回过神来，没什么，在想事情，别想了。 他说，在这船上想太多没用，不如省点力气留着肚子，饿的时候用。你的肚子恰好在这时候叫了一声，你磨了磨，那块用布包着的熏肉还在，但你知道， 你得省着点吃。这趟航程可能要六个星期，甚至更长，如果中途口粮不够，这块熏肉可能就是你活下去的唯一依靠。船身又是一阵摇晃，你深吸一口气， 开始新的一天，你决定去看看这艘船到底有多大。说实话，在底舱待了一整夜之后，你迫切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那股子混合了汗水、发霉木头和不知道是什么的奇怪味道已经快把你熏晕了。你挤过人群，顺着楼梯往上爬。楼梯很陡，每一级都被无数双脚磨得光滑， 你得小心翼翼的抓住两边的扶手，才不会滑下去。终于，你来到了夹板上，阳光呲的你眯起眼睛，你站在那里，贪婪地呼吸着带着咸味的海风。 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蓝色，深邃的、翻涌的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的大西洋。船帆在风中鼓掌着尾干，发出嘎吱的声响， 几只海鸥在船尾盘旋。美吧！一个身影从你身后传来，你转头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头发花白，裹着一条褪色的披肩。 他的脸上有一种平静的表情，像是见惯了大风大浪。是挺美的，你承认，但说实话，我更想快点到岸。他笑了笑，年轻人都急，别急， 老天会让你到的。你想问他是不是第一次坐船，但他已经转身走开了， 留下你一个人站在甲板边上。甲板上的空间比你想象的要小，几个水手正在忙着什么绑绳子，调整方向之类的。他们看起来都很专注，偶尔朝乘客这边撇一眼， 眼神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冷漠。对他们来说，你们不过是货物的一种，只是这种货物会走路，会说话而已。你沿着甲板边缘走了一圈，这艘船大约一百二十英尺长，三十英尺宽。 在今天看来，这只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游艇，但在一八四七年，这已经是标准的大西洋移民船尺寸了。船分为几个区域，最前面是船首楼，住着船长和高级船员， 中间的主甲板是货舱和乘客舱的入口，船尾则是厨房和一些杂物间。你往船首楼的方向看了看，那里有一道明显的隔断， 仿佛在说普通乘客止步。虽然大多数爱尔兰移民船都是桶舱，也就是只有一种最低等级的舱位， 但有些船只也提供头等舱和二等舱的选项。头等舱通常在甲板上层，有独立的房间、床铺，甚至是单独的用餐区。 二等舱条件稍差，但至少有窗户。至于桶舱，就是你昨晚待的那个地方， 一群人挤在甲板下面的黑洞，洞里像沙丁鱼一样码放整齐。头等舱的票价可能是桶舱的五到十倍，所以你几乎不可能在那里看到任何爱尔兰农民。 那些仓位通常被商人、小贵族或者运气特别好的专业人士占据。你深吸一口气，决定趁现在阳光正好多待一会。而在甲板的另一边，有一个女人正抱着一个婴儿。 婴儿看起来非常虚弱，小小的身体几乎没有动静。女人的表情是暮然的，眼睛直直的盯着大海。你想走过去问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但脚像是被钉在了甲板上。 一个水手走过来，低声跟那个女人说了几句什么。你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你看到那个女人摇了摇头，然后把婴儿抱得更紧了。水手叹了口气，转身走开。后来你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个婴儿已经没有呼吸了。在移民船上，婴儿和老人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他们的身体太脆弱，经不起长途航行的折腾。根据一些历史记录，有些船上的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每两个登船的婴儿只有一个能活着到达目的地。 但最让人心碎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按照船上的规矩，尸体不能保留太久，必须尽快处理。在大西洋中央，你没有办法下葬，也没有办法举行正式的葬礼，唯一的选择就是海葬。 用简单的话说，就是把尸体投进大海。通常船长会念几句祷词，然后在船员的帮助下，把缝在麻布袋里的遗体推下船，整个过程可能只需要几分钟。对于船员来说，这只是例行公事， 但对于死者的家人来说，这意味着永远的告别，连一座坟墓都没有。你站在甲板上， 看着那个女人抱着他的孩子消失在楼梯口，你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你只是突然意识到， 这趟旅程远比你想象的要艰难。回到底舱之后，你决定检查一下自己的口粮。你把那个布包小心翼翼的打开，像是在打开什么珍贵的宝贝， 里面是一块大约两磅重的熏肉，已经被烟熏的发黑，散发着一股浓郁的烟火味。旁边是一个小布袋，装着大约三磅燕麦。这就是你的全部家当了。你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 如果航程是四十天，那么你每天只能吃大约一昂次熏肉，不到一昂次燕麦。 这点东西放在平时可能连塞牙缝都不够，但在这艘船上，这就是你的生命线。你把布包重新包好，塞进你的枕头底下， 其实那个枕头只是你的外套卷成的一团。开饭了，一个身影从底层的另一端传来，你的耳朵竖了起来。船上的第一顿正式配记 终于来了。你跟着人群挤向一个狭窄的过道。过道的尽头是一个临时搭建的发放点，一个满脸胡子的船员正站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把勺子和一个大桶。队伍很长，但移动的还算快，大多数人都沉默着，只有偶尔传来一两声干咳。终于轮到你了，那个船员看都没看你一眼，直接往你面前的木碗里舀了一勺。什么东西？ 你低头看了看，那是一坨糊状物，颜色灰不溜秋的，闻起来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这是什么？ 你忍不住问燕麦粥，船员头也不抬的回答，下一个。你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差点被绊一跤。找了个角落坐下之后，你开始研究面前的这碗燕麦粥。用勺子搅了搅， 你发现它的稠度介于浆糊和稀饭之间，偏向浆糊那一边，用筷子戳一下，大概能立起来的那种。 尝了一口，没什么味道，但你还是一口一口的吃完了，因为你知道，这已经是你今天的大部分口粮了。你舔干净碗底， 站起身来，肚子还是很空，但至少比刚才好了一点。你回到你的铺位， 躺下来，盯着头顶的木板发呆。距离纽约大概还有五千公里，你闭上眼睛，试着不去想那个抱着婴儿的女人。船离开爱尔兰已经第五天了，你开始习惯船上的节奏， 早上醒来排队领那碗灰不溜秋的燕麦粥，然后在狭窄的过道里走一走， 和临床的人聊几句，再回去躺着发呆。偶尔运气好的时候，可以上甲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今天一切都不一样了。早上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天空阴沉沉的，海鸥的叫声比往常尖锐。一个有经验的老水手走过甲板，朝乘客们喊了一句， 今天都老实待在下面，别上来添乱。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直觉告诉你最好听话。中午刚过，风就来了，像是有人把天空撕开了一道口子， 所有的愤怒都从那个口子里涌出来。船身开始剧烈的摇晃，一会向左倾斜，一会向右倾斜。你感觉自己像是被装进了一个正在被巨人摇晃的玩具盒，抵挡了一片混乱，有人尖叫，有人祈祷， 有人抓着旁边的木柱死死不放。孩子们在哭，大人们的脸色苍白。行李从铺位上滚落，碗碟在地板上划来划去，发出刺耳的撞击声。 你紧紧抓住床板的边缘，感觉自己的胃在翻涌。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大西洋的暴风雨。北大西洋是全世界风暴最频繁的海域之一，这里是温暖的墨西哥湾流和寒冷的拉布拉多寒流交汇的地方。 两股温度差异巨大的洋流碰撞在一起，再加上北美大陆吹来的冷空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风暴制造工厂。在十九世纪中叶，移民船的主要航线是从爱尔兰或英国出发， 沿着大西洋向西航行，最终到达波士顿、纽约或费城。这条航线全程大约三千多海里，通常需要六到八周的时间。 在这六到八周里，船只几乎必然会遇到至少一两次严重的风暴，那时候的帆船面对这种风暴，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他们没有发动机，只能依靠风力前进。 当风向突然改变或者风力过大的时候，船员们必须在暴风雨中攀爬桨杆，收卷船帆， 否则船可能会被风吹翻。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很多水手在风暴中从围栏上摔下来， 不是死在甲板上，就是被大浪卷进大海，再也找不到。至于乘客，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待在底舱里，祈祷船不要沉。你抬头看了看通风口，雨水正从那里灌进来，滴滴答答的落在人们的头上。有人用布条堵住了其中一个口，但效果有限， 水还是从缝隙里渗进来。船身突然猛的一轻，你差点从铺位上摔下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刺破了喧嚣，你扭头看去，看到一个孩子从上层铺位滚落下来，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海子大哭起来，旁边的大人手忙脚乱的把他抱起来，检查有没有受伤。没事没事，只是撞了一下。 那个男人看起来像是孩子的父亲，但他的声音在抖。风暴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这在后来的航海记录中，只是一句话，遭遇中等风暴，无重大损伤。 但对于你，对于底仓里的三百多个人来说，这四个小时漫长的像四十年。 当摇晃终于平息下来的时候，你浑身湿透，精疲力尽，靠在铺位上大口喘气。你的临床那个受羞的男人满脸惨白，嘴唇发青，你还好吗？你问他，他勉强笑了笑， 活着呢？吐了三回，但活着。你环顾四周，底仓里一片狼藉，行李散落一地，地板上满是积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呕吐物和海水的奇怪味道。但大家都还活着， 这就够了。你从口袋里摸出那块熏肉，咬了一小口，烟熏的味道在嘴里蔓延开来，带着一种奇异的温暖。这是你离开家之后第一次觉得， 也许你真的能到达那个叫美国的地方。风暴过后的第三天，有人开始咳嗽。最开始你没太在意，在这种拥挤潮湿、空气流通极差的环境里，咳嗽简直是家常便饭， 谁没有点头疼脑热的呢？但慢慢的，你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那个咳嗽的人不是偶尔咳两神，而是持续不断的咳，咳的整个人弯成一团。 到了第二天，他开始发高烧，脸涨的通红，嘴唇干裂。再过两天，他的眼睛周围出现了一圈奇怪的红斑。你的凌晨侧过来，压低声音说， 斑疹伤寒。你的心一沉。在老家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村子里有好几户人家都是因为这个病死绝的。人 们管它叫饥荒热，因为它总是跟随着饥饿和贫困的脚步，像一个忠实的影子。斑疹伤寒是一种由立刻刺体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通过体湿传播。 简单的说就是狮子咬你一口，把细菌注入你的血液，然后你就倒霉了。症状包括高烧、剧烈头痛、全身酸痛，以及那种标志性的红色斑点状皮疹，这也是斑疹这个名字的由来。 在十九世纪，斑疹伤寒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六十，取决于患者的身体状况和是否能得到及时的治疗，而在移民船上，这种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船上的条件简直是斑疹伤寒传播的完美温床。首先是狮子，这艘船上的乘客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洗澡了， 他们的衣服脏的发硬，头发结成一团。在这种情况下，狮子可以自由的从一个人身上挑到另一个人身上，繁殖的比你能想象的任何速度都快。其次，营养不良。在饥荒中幸存下来的人大多已经严重营养不良， 免疫系统脆弱的不堪一击。一个健康的人可能能扛过斑疹伤寒，但一个饿了两年的人几乎不可能。第三，拥挤。 底仓里三百多个人挤在一起，每个人的床铺只有两英尺宽。在这种密度下，任何传染病都会像野火一样蔓延。斑疹伤寒有时候也被称为船热，正是因为他在移民船上太常见了。 在一八四七年的黑色四十七那一年，一些移民船上的斑疹伤痕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三十。有一艘叫弗吉尼亚号的船 从利物浦出发时，再有四百七十六名乘客到达加拿大魁北克时，船上已有一百五十八人死亡。还有一艘叫劳拉号的船， 情况更加惨烈，整船的人只有不到一半活了下来。你看着那个病人，有些担心他生病了， 而你离他只有三英尺远。那个病人被挪到了底舱的角落里。远离其他人，这是船员们能做的唯一一件事。隔离不是因为他们懂得什么传染病防控的科学原理，只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警惕。 远离病人也许就能远离疾病。你的临床递给你一块布，捂住嘴， 他说你接过那块布，压在鼻子和嘴上。你不知道这有没有用，但你别无选择。接下来的几天，底仓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 人们说话的声音小了，笑声几乎消失了。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的观察着身边的人，看他们有没有开始咳嗽， 有没有开始发烧，眼睛周围有没有出现那种可怕的红斑。你躺在铺位上，闭着眼睛，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你在心里默默的数着，一个，两个， 三个。每一声咳嗽都像是一颗定时炸弹，你不知道哪一颗会炸到你。传。离开爱尔兰已经第三周了，你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自己有没有发烧， 摸摸额头，觉得有点热心，就开始狂跳，过一会再摸，又觉得好像还好。这种反复的自我检测已经成了一种强迫性的习惯，折磨着你的神经。 底仓里的病人越来越多了，最开始是那一个，然后是三个，五个，十几个。 船员们不断把新的病人往角落里挪，但角落已经快挤不下了。有人开始用旧床单搭起简陋的隔离帘，把病区和健康区分开。但那块薄薄的布料能挡住什么呢？ 空气还是那股空气？狮子还是那些狮子？而在这一切之上，还有另一个问题正在悄悄逼进。口粮开始减少了。你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变化是在领早餐的时候， 那天负责发放的船员往你碗里舀了一勺燕麦粥，比平时少了至少三分之一。怎么回事？ 你问。船员面无表情的说，每人定量调整了船长的命令，为什么 问那么多干嘛？下一个？你被后面的人推着往前走，心里却开始打鼓。后来，你从另一个乘客那里听到了原因。因为风暴的缘故，船偏离了原定航线，多走了好几天的冤枉路。 本来预计六周的航程，现在可能要延长到八周甚至更久，而船上的食物储备是按照六周来计算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口粮不够了。这个消息像野火一样在底仓里蔓延开来， 但是谁都没有办法。你开始认真计算自己带的那块熏肉还能撑多久，如果把它切成小片，每天只吃一片，大概还能撑十天。加上船上的配给 虽然越来越少，也许刚好能熬到上岸。你的临床看到你在那里算来算去，苦笑了一声，别算了，他说算来算去只会更饿。他说的对， 你的胃已经在抗议了，那种空虚的感觉，像一只小老鼠在你的胃壁上不停的啃啊啃。你闭上眼睛，试着让自己睡着。在梦里，你看到了母亲做的土豆汤，热气腾腾的端上来， 浓稠的汤汁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你伸手去抓那个碗，却什么也抓不住。你注意到， 船员们看乘客的眼神变了。最开始的时候，那种眼神只是职业性的冷漠。你们是货物，我们是搬运工，井水不犯河水。 但现在，那种冷漠里多了一些别的东西。是厌恶，是恐惧，还是别的什么？你不确定。有一天你上甲板透气的时候，正好撞见两个水手在角落里聊天， 他们没注意到你，或者注意到了，但不在乎，继续用那种大大咧咧的利物浦口音说着话，底下那帮人有好几个都不行了。扳枕热？可不是吗？ 我跟船长说了，得想办法隔离，不然咱们也得遭殃。隔离？往哪隔？底舱就那么点地方，老鼠窝似的，那能怎么办？总不能把它们扔海里吧？一阵沉默，然后 另一个水手压地声音说了一句话，你没完全听清，但你大概捕捉到了几个词，钱和保险。你的新意景。后来你才知道，在那个年代， 移民船的保险制度存在一些非常阴暗的漏洞。移民船的船东通常会为船只和货物购买保险。 如果船在航行中沉没或者遭受重大损失，保险公司会赔偿船东的损失。 这听起来很合理，对吧？问题在于乘客是不是货物。按照当时的法律解释，乘客在很多方面被视为某种有生命的货物，他们支付了船费，船东有义务把他们运到目的地。 但如果他们在途中死亡，传东并不需要对他们的死亡负责，因为法律默认乘客在登船时已经自愿承担了风险。更阴暗的是，有些保险政策实际上鼓励传东不要太努力地救助生病的乘客。 因为如果乘客死在船上，尸体被投入大海，传东就省下了把他们运到目的地的成本。 而如果乘客活到了岸上却身病不齐，他们可能会在港口的简易站滞留数周甚至数月，产生额外的费用和麻烦。 这种阴暗的可能性像一根刺一样扎在你的心里。但公平的说，并不是所有船员都是冷血动物。你的临床告诉过你， 他在上一艘船上遇到过一个非常善良的二父，那个二父会偷偷从厨房拿一些额外的食物分给病弱的孩子。他还会在夜里巡视抵舱，确保每个人都还活着。你的临床说， 有些人是好人，只是这个差事太难了，好人也会变得麻木。你想起那两个水手的对话，心里有些五味杂陈。你站在甲板边上望着大海，太阳正在西沉， 海面被染成了一片金红色。在这一刻，大西洋看起来几乎是美丽的。你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回底舱。不管船员们怎么看你， 不管那些阴暗的交易是否存在，你只能继续沉下去，因为你已经在这条船上了，没有回头路。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那群孩子的。也许是在第二周的某个下午，你躺在铺位上发呆的时候，听到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那笑声在这个充满咳嗽和叹气的底仓里显得如此突兀，以至于你条件反射的转头去看， 是三个孩子，大概七八岁的样子。朕蹲在过道里玩着什么？你凑进去看，发现他们在玩一种奇怪的游戏， 用几颗从甲板上捡来的小石子在地板上划出一个格子，然后轮流往格子里扔石子。每次有人把石子准确的扔进格子，其他孩子就会欢呼起来。这是一种你从没见过的游戏，但他看起来非常简单， 简单到任何一个孩子都能在五分钟之内学会你们在玩什么。你忍不住问一个小姑娘抬头看了你一眼，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跳房子呀，可是这太窄了，没法跳，就只能扔石头了。 你想起来了，这是爱尔兰乡村孩子们常玩的游戏，通常要在地上画一个长长的格子图，然后单脚跳着穿过去。 但在这艘船上，哪里有那么大的空间呢？于是他们自己发明了这个简化版。 你看着他们玩了一会，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孩子，他们的脸颊已经瘦得凹陷下去，衣服破破烂烂，脚上的鞋早就磨穿了， 有些干脆光着脚。他们跟大人一样，每天只能吃那么一点少的。可怜的佩奇，晚上睡在硬邦邦的木板上。他们的父母可能正在担心下一顿饭从哪里来，担心疾病会不会找上门， 担心这趟航程还要多久才能结束。但是这些孩子，他们在玩，他们在笑。孩子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在任何环境中找到快乐。他们会把一切都变成游戏， 在狭窄的过道里追逐打闹，用破布做成玩偶，互相表演故事。在船晃动的时候，比赛谁能站得最稳？你蹲下来 跟那几个孩子待了一会，那个小姑娘把一颗石子递给你，你也来玩吧。你犹豫了一下，结果那颗石子，它只是一颗普通的小石头， 灰灰的，圆圆的，可能是从甲板上的什么角落捡来的。你往格子里扔了一下石子，滚出了血。孩子们哄笑起来，你太差了。 那个小姑娘说，再试一次，你又认了一次，这次刚好落在线上，不算进也不算出，勉强算你过关吧。小姑娘大方的宣布，下一轮你再输就淘汰了。哦，你笑了， 这是你上传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笑。那天晚上，你躺在铺位上，听着远处传来的孩子们压低声音的嬉闹声，你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你也曾经是这样一个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觉得好玩的孩子。那时候土豆还没有烂，父亲还活着，母亲的眼睛还没有花。你会跟村子里的其他孩子一起在田埂上跑， 追着蜻蜓和蝴蝶跑到太阳落山才回家。那些日子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闭上眼睛，听着船舱的吱呀声和孩子们的笑神，慢慢的睡着了。在梦里，你也变成了一个孩子， 在一片金色的麦田里奔跑，风吹过来，麦穗弯下腰，像是在向你鞠躬。第四周开始的时候，船长终于出面了。在此之前，大多数乘客都没见过船长的面， 他住在船首楼那个乘客们止步的区域，只有偶尔才会出现在甲板上，对着水手们喊几句命理。在桶舱乘客眼里，船长是一个几乎神话般的存在， 你知道他在这艘船上，但你从没接近过他。这一天不一样，那是一个早晨，天还没完全亮。一个船员挨个铺位，敲着木板，用那种带着利物浦腔的英语喊道， 所有人去甲板。船长有话讲。你和其他乘客一样，迷迷糊糊的爬起来，顺着楼梯往甲板上挤，甲板上已经站满了人。 晨光中，你看到一个穿着深色外套的中年男人站在船手罗的栏杆边上，俯视着下面的人群。他的脸上有一道长长的疤，从眉毛一直延伸到下巴， 看起来很凶，但他的眼神你注意到，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冷酷。他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很大，可以穿透海风和船帆的花花神，我知道你们这些天很难熬。他说，我知道食物不够，我知道有人生病， 我也知道你们。有些人在心里骂我，骂这艘船，骂老天爷。人群里一阵窃窃私语。船长举起一只手，示意大家安静。我今天叫你们上来，是想把话说清楚。他继续说， 我们的储备确实出了问题，风暴让我们多走了八天的路。这八天的粮食原本没算在里面，所以从今天开始，佩奇要再捡一捡。有人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船长说，我知道这很难，但我向你们保证， 我们会到的。再撑两个星期，也许三个星期我们就能看到陆地。在那之前，我需要你们配合，不要争抢，不要打架， 按规矩来，能做到吗？没有人回答。船长沉默了一会，然后说，我也在这条船上， 我的命也寄在这条船上。我不想死在大西洋里，你们也不想，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这句话说完，他转身走进了船首楼。人群慢慢散开，各自回到底舱。你站在甲板上多待了一会。在十九世纪的移民船上，传长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 一旦离开港口，船长就是法律，他可以决定航线，决定配给，决定如何处理违规的乘客。理论上，他对乘客的安全负有责任， 但实际上，在那个遥远的大西洋中央，没有人能监督他是否尽责。有些船长是真正的混蛋。 历史记录中有不少案例，船长因为虐待乘客、苛扣口粮，甚至性侵女乘客而被告上法庭。但也有一些船长，他们真的把乘客的安慰放在心上。你面前的这位船长属于哪一种你不知道，但有一件事你注意到了， 他说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句话至少在这一刻让你感觉好了一点点。你回到底舱，发现你的临床已经醒了。船长怎么说？ 他问佩奇要再减，你回答，但他说，再撑两三周就能到了。他叹了口气。 两三周？你摸了摸枕头底下的那块熏肉，还剩下大概四分之一了。也许够， 也许不够，你只能赌了。佩奇减少之后的第三天，第一场争吵爆发了。事情发生在发放晚餐的时候，一个男人声称自己的那份被少给了，跟负责发放的船员吵了起来。吵着吵着， 他突然挥起拳头，然后一切都乱套了。有人在喊，有人在尖叫， 有人试图拉开那个男人，但在混乱中，更多人被卷了进来。狭窄的过道里挤满了退藏的人群，木碗在地板上滚来滚去， 有一个女人被撞倒了，哭喊抱住自己的孩子。你站在边上，惊恐的看着这一切。大约五分钟之后，几个水手从甲板上冲下来，用粗暴的方式终结了这场骚乱。 那个最先动手的男人被按在地上，双手被绳子捆住，嘴里还在不停的咒骂，都给我老实点。 领头的水手吼道，再闹一个全川人的佩姬都扣一天。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泼在了所有人头上。骚乱平息了，但怨气没有。你能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息， 像是一根绷紧的琴弦，随时都可能断裂。骚乱之后的那个晚上，底仓里异常安静，每个人都蜷缩在自己的铺位上，谁也不跟谁说话。你躺在那里，听着自己肚子咕咕叫的声音， 你想起那个被抓走的男人，他只是饿的受不了了，才会做出那种事。 换做是你，你不知道你会不会也失去理智。饥饿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不仅消耗你的身体，还消耗你的尊严，你的耐心，你的理性。 它把人变成另一种生物，一种只知道生存的生物。你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的数着日子，还有两个星期，也许三个星期你只能沉下去。 那天早上，你被一阵喧闹声吵醒，不是争吵的喧闹，也不是哭泣的喧闹， 而是一种兴奋的喧闹。鸟有鸟，你几乎是从铺位上弹起来的。你挤过人群，顺着楼梯往甲板上跑，周围到处都是人，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你很久没见过的表情，希望你抬头望向天空。真的有鸟。三只海鸥在船的上空盘旋，它们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白色的光，发出那种尖锐的有点吵闹的叫声。 你身边有人说有鸟，就说明陆地近了。大多数海鸟，尤其是海鸥，它们的活动范围通常在离岸两百海里以内。 这意味着，当你开始看到成群的海鸥时，你离最近的海岸已经不太远了。当然，这不是绝对的规则，有些海鸟可以飞的更远，也有些情况下，鸟类会跟着渔船或者其他船只在远海活动。 但对于一艘在大西洋上漂了将近六周的移民船来说，任何一点关于陆地的暗示都足以让人心喜若狂。除了海鸟， 还有其他一些迹象可以表明陆地灵境，比如海水的颜色会发生变化。远海的海水通常是深蓝色甚至近乎黑色的， 因为水很深，但靠近大陆架的时候，水变浅了，颜色会变成浅绿色或者土黄色。再比如，海面上可能会出现漂浮物，树枝、树叶，甚至是一些人造的垃圾， 这些都是陆地的信号。还有气味。陆地是有气味的，在海上待久了之后，人的鼻子会对那种泥土、树木、植被的气息变得极其敏感。 有些老水手深沉，他们能在看到陆地之前好几个小时就闻到陆地的味道。在某些著名的航海日记中，船长们会详细记录这些陆地临近的迹象，作为导航的参考。比如十九世纪的一份航海记录中写道， 十一月十四日发现大量海藻漂浮于海面，颜色呈棕绿色，判断距纽芬兰海岸约一百五十海里。 这种观察在那个没有卫星定位的年代是非常重要的导航手段。后世的人们至今还在争论这些自然迹象的可能性到底有多高。 有些人认为他们非常准确，有经验的水手可以仅凭这些迹象就精确判断自己的位置。 另一些人则指出，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迹象被过度解读了。人们太渴望看到陆地，以至于把任何一点异常都当做希望的信号。 不管怎样，对于你来说，那三只海鸥就是整个世界。你站在甲板上，仰着头，看着它们在蓝天中飞翔，你对眼眶有点湿润。这一路，你经历了风暴， 经历了疾病，经历了饥饿，经历了恐惧。你看着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看着尸体被投进大海，看着那些曾经充满希望的脸庞渐渐变得麻木和绝望，但你撑过来了， 而现在，陆地紧了。你深吸一口气，海风中仿佛真的带着一丝不一样的味道， 是咸味之外的什么东西，淡淡的，若有若无的，也许是你的想象，也许是真的，你不在乎，你只知道你快要到了。那天晚上，底仓里的气氛跟以往完全不同， 人们在交谈，在微笑，有人甚至轻声唱起了歌。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谣，关于家乡，关于离别，关于远方。 你躺在铺位上，听着那个沙哑的声音在黑暗中飘荡。你不会唱这首歌， 但你知道这首歌你的父亲在你小的时候唱过。你闭上眼睛，在心里也跟着哼了起来。明天，也许后天， 也许下一个星期，你就能踏上新的土地了。港口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刻，船上的每一个人都高兴坏了，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跪在甲板上 对着天空祈祷，有人紧紧拥抱着身边的人，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你站在人群中，看着那条越来越清晰的海岸线， 那是美国，那是你将要度过余生的地方，那是一个你从来没去过，甚至不知道长什么样的国家，你不知道该作何感想。大多数爱尔兰移民船的目的地是纽约、波士顿或者费城， 其中纽约是最繁忙的港口，在整个饥荒期间，超过六十万爱尔兰移民从这里入境。 但抵达港口并不意味着旅程立刻结束。在移民们真正踏上美国土地之前，他们必须先通过一系列的检查程序。首先是简易。在那个时代，美国政府非常担心移民船会带来传染病， 斑疹、伤寒、霍乱天花，这些疾病在旧世界肆虐， 美国可不想让他们登录。所以每一艘移民船在入港之前都必须在港口外围的简易站接受检查。检验官员会登上船只检查乘客的健康状况。 如果发现有传染病的迹象，整艘船可能会被隔离数周甚至数月。乘客们会被送到简易岛上，在那里等待净化。有些人在简易站待了一个星期，有些人待了一个月， 还有些人。那些病得太重的人永远也没能离开那里。你看着那条海岸线，心里既兴奋又紧张。你不知道上岸之后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那个叔叔的朋友是不是真的会来接你， 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住处，找到一碗饭吃。但有一件事你很确定，不管发生什么都比继续留在这艘船上强。船慢慢驶进港口，你能看清岸上的建筑物了， 高大的仓库，忙碌的码头，密密麻麻的人群，还有一片杂乱的城市天际线， 烟囱冒着黑烟，船帆和围栏交织在一起，但那已经足够了。那是陆地，那是希望。船靠岸了，跳板放下来了，你深吸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你的脚踩在石地上的那一刻， 你差点哭出来，不是因为高兴，虽然也有高兴的成分，而是因为你的腿不会走路了。六个多星期在摇晃的船上度过，你的身体已经完全适应了那种起伏不定的节奏。现在突然站在一个纹丝不动的平面上， 你的大脑反而开始晕眩，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旋转。这种感觉有个专业名词叫陆地病或者下船综合症。 人真的会因为陆地太稳而晕倒。你扶着旁边的一根柱子，等待血晕过去。周围是一片嘈杂，码头上挤满了人。刚下船的移民， 来接人的亲友，都受各种商品的小贩，穿着制服的官员，英语、爱尔兰语、德语，你听不懂的其他语言全都混在一起，形成一种震耳欲聋的噪音。有人在喊你的名字，你抬头看去， 看到一个穿着工人服装的中年男人正在朝你挥手，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手上布满老茧。你是？ 你有些迟疑，他说，我是你叔叔的朋友，他让我来接你，叫我帕特里克就行。你盯着他看了几秒钟， 然后点点头。他接过你手里那个破旧的行李包，拍拍你的肩膀，走吧，小伙子，我先带你去吃点东西。吃点东西这四个字像魔法一样， 让你的腿瞬间有了力量。你跟着帕特里克穿过拥挤的人群，走进一条狭窄的街道， 两旁是低矮的砖房，晾着衣服的绳子在头顶交织。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味道，不是海盐味了，而是煤烟、马粪，还有某种不知名的食物香气混合在一起。 帕特里克把你带进一家小小的酒馆，准确的说，那是一家专门服务爱尔兰移民的爱尔兰酒馆。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纽约、波士顿等城市，这种酒馆到处都是，他们不仅提供食物和饮料，还是爱尔兰社区的社交中心。 人们在这里交换消息、找工作、记性、回家，或者只是单纯的用母语跟同胞聊聊天。你坐在一张木凳上，等待帕特里克点的食物。几分钟后， 一个胖胖的女人端着一个盘子走过来，盘子里是一块热气腾腾的面包，旁边放着一大勺黄油，还有一碗土豆汤。土豆汤！你盯着那碗汤， 眼睛突然又热了。这是你离开爱尔兰之后第一次看到土豆。你端起那碗土豆汤喝了一口，热的咸的， 里面有几块软烂的土豆，还有一些切碎的洋葱，没什么特别的，但这是你这辈子喝过的最好喝的汤。帕特里克坐在你对面，笑眯眯的看着你，狼吞虎咽，慢点吃，小伙子， 他说，这儿的东西管够，管够！这两个字在你耳朵里听起来像是某种神圣的承诺。你放下勺子，深吸一口气，窗外，纽约的街道在夕阳下染成了金色。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不知道你将要面对多少困难，多少挑战，多少新的艰辛。但此刻，在这一刻，你只知道一件事，你活下来了！你真的活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