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蜀亡前夜，蜀汉如何信仰崩塌？（2）#三国#三国演义#诸葛亮#姜维#费祎#蒋琬#蜀汉#谯周#仇国伦

诸葛亮的治国智慧与蜀汉政权的传承

对诸葛亮“事必躬亲”的误解与分权实践

传统观点认为诸葛亮“不会分权”“事必躬亲”，但史实表明其深谙分权与用人之道。诸葛亮将宫中事务全权交给董允，成都相府后勤由蒋琬总领，确保四川“足兵足食”的后勤输送。对于费祎，诸葛亮在其担任普通干部时便刻意提拔，曾单独与其同车以提升威望；北伐期间命费祎为参军，兼任赴吴外交大使与内部矛盾调解员，成功化解魏延与杨仪的激烈冲突，史载“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可见诸葛亮对人才的发掘与任用之精准。

诸葛亮的处罚艺术与威望

诸葛亮亲自处理蜀汉所有中级以上处罚，并非集权，而是因其具备无人能及的威望与能力，能使受罚者“心悦诚服，放弃报复，发自内心悔过”。典型案例包括：被定性为“乱群”的廖立，在诸葛亮去世后痛哭“我这辈子没希望了”；曾因军粮问题获罪的李严，听闻诸葛亮去世后“发病死”，因他深知唯有诸葛亮可能对其开恩。这种“神级处罚效果”源于诸葛亮集“威望、德行、纲领、才能、资历、手腕”于一身，其治下蜀汉达到“赏罚必信，无恶不惩，吏不容奸，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治理水平。

蒋琬、费祎时期的政策调整与挑战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费祎延续其成规，维持了“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的局面，但因缺乏诸葛亮的威望与能力，逐渐面临治理困境：

• 社会控制力下降：士兵逃逸现象抬头，“小事情已控制不住”。
• 政策妥协：为安抚益州本土势力，蒋琬减少军费开支、缩小北伐规模，将军队屯于涪城震慑不服；费祎时期频繁大赦天下，19年间大赦6次（234年、238年、243年、246年、249年、251年），后期甚至三年一赦，与诸葛亮“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恩小惠”的理念相悖（诸葛亮时期仅刘禅继位时大赦一次）。

蜀汉政权的权力结构与矛盾根源

蜀汉高层长期以荆州派为核心（如蒋琬、费祎、董允均为荆州人），巴郡势力为辅，益州本土派政治地位受限。这种“外地人政权”结构导致益州大族在诸葛亮去世后反弹，追求经济利益（“藏户口搞垄断”）并抵制北伐。蒋琬、费祎的妥协未能根本解决矛盾，246年蒋琬、董允去世后，费祎独木难支；253年费祎被刺杀，蜀汉失去最后稳定支柱，后主刘禅自摄国事后，奸佞当道，政权逐渐瓦解。

诸葛亮作为“全技能点到伟大级别”的政治家，其治国智慧与个人威望是蜀汉稳定的核心；而其继承者因能力与威望不足，难以维系复杂的权力平衡，最终导致蜀汉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