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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林旅行记》 今天我们继续谈1895年的非虚构名作《萨哈林旅行记》。上一讲提到:萨哈林唯一彻底实现的目标是“折磨人”,最“传奇”的是生活、道德与人性的全面麻木。那么,沙俄政府对此是否干预?是否有效?本讲聚焦萨哈林的官方系统及其在帝国中的普遍性。 在契诃夫笔下,萨哈林像一辆马戏团花车:苦役犯拉车,在荒诞的轨道上奔命;车上的演员——贵族、军官与看守——热衷拙劣表演。苦役犯的日常痛苦与希望丧失,使行为刻板重复;官僚只对上负责,于是形成两大特征:一是“热衷表演”,二是“草台班子”。 “热衷表演”随处可见。督军来访,仪仗排场、演讲颂词、即时“仁政”,监狱给犯人加菜、临时除镣,连督军本人都被“感动”。这种“波将金村”式粉饰不只是仪式,而是日常逻辑。另一面是“草台班子”:职位与权力极度错配,科员兼掌多所监狱与矿井;军队沦为“比苦役多一支枪”的兵队,与犯人同赌同醉,毫无荣誉与纪律。十余年后日俄战争的惨败与南萨哈林割让,在书中早已埋下伏笔——源头正是长期以临时之名行常设之实的制度性失灵。 沙俄尝试推进“现代化管理”:颁《流放犯管理条例》,限制体罚时长与强度、设置“矫正期移民”、鼓励服满十年后转自由农民并允许离岛(但不得返乡),甚至遴选知识分子入仕以“改善系统”。然而在极端环境与官僚惰性中,一切化为具文:暴风雪中的强制劳役照旧致死,“自由时刻”也无人欢呼,更多人倒在饥饿与疾病前;知识分子反被体系同化,公费广置仆役、役使犯人为家奴。 结论清晰:萨哈林并非特例,而是沙俄官僚系统通病的集中显影——弄虚作假、官僚主义、腐败与失能叠加,任何“现代化转型”都被结构性暴力吞噬。播下的是暴风,收获的仍是暴风。下一讲,我们将从原住民与女性的视角,走进这场悲剧的最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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