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德7月前
30岁的告白 10年前我在日记里写下了《我参加了自己的葬礼》这篇文章。 这不是我第一次用文字记录理想这件事,但一定是最悲观的一次。 因为开头和结尾我分别写下了:”很多人25岁就死了非要等到75岁才下葬。”以及:“于是,25岁的我会参加自己的葬礼,庄严肃穆的墓碑上刻着:这里长眠的是王桁旭的理想,卒于2020年。 那一年我20岁,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结束了繁忙的高中学业后,我有大把的空闲时光去思考人生的意义,于是回看那一时期的日记,稚嫩的笔触在探索深奥的主题,像什么“信仰”“主义”“理想”。这些宽泛宏大的东西,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我相信没有几个人可以讲清楚。但是敢于触碰与想象他们真的很像当年我会做的事情。 昨天我重新读了他们,不禁脸颊泛红。那是对于青葱岁月害羞的回忆,就像我们翻到了旧照片,看着里面非主流的造型,心里面一个大大的问号“谁会打扮成这样?” 今天是我30岁的第一天,我再也写不出十年前动辄就是生死的文字。日记里预言的2020年的葬礼没有真的举行,理想的死亡从不需要仪式,它像冰川消融般静默而不可逆。加缪在《鼠疫》中写道:“真正的痛苦是日复一日的消磨”,那些被日记预言却未发生的葬礼,不过是理想在现实重力下的慢性坍缩。 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30岁是一个很可怕的年纪,但是我又没有办法拒绝它的到来。于是我决定这一天不做特别的事情,不吃大餐,不接受祝福。唯一需要做的是记录下来这段影片。 站在30岁的路口,我问自己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了吗? 上周我在东京的浅草寺抽到凶签“所愿皆不可得”其实我不害怕,因为这一阵子我没有想要的东西,既然没有“所愿”又害怕什么“不可得”。也许这就是30岁的样子,淡淡的,对于一切都不期待,不预想。发生的好与坏都接受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20岁我在用理想对抗世界,30岁我选择与世界达成和解。我不确定这是智慧的开悟还是缴械的托辞,是抵达了豁达彼岸还是陷入存在主义的真空。但是,从《少年维特的烦恼》到《挪威的森林》,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见证理想主义的黄昏吗?当大浪退后,裸露的礁石上依然可以生长出细小的海葵。 或许真正的成熟不在于彻底埋葬理想,而在于学会用显微镜代替望远镜,那些接受生命本相的勇气,何尝不是理想主义的另一种形态? 30岁,好好活着比活成什么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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