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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元旦《前锋报》的创刊号上,李静之撰写的发刊词阐明了“仗义执言,为民前锋”的办报宗旨,并在随后的社评《再自策励》中进一步阐述了报社的立场:“以商业报纸,公民资格,站在人民立场,从事新闻事业,为国效忠,为人民服务。无论何人,其言行有利于国家,造福民众者,拥护之,扬誉之;有害于国家人民者,批评之,纠正之。”   《前锋报》创刊半年后,中原大地遭遇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前锋报》为灾民请命,自1942年7月24日起,在近一年的时间内,接连刊发《灾象已成迅谋救济》《豫省府应速统筹备荒救济办法》《哀鸿遍野》《战斗中的河南,饥馑中的河南》等数十篇报道和社评,并刊发了该报记者孙良田的长篇通讯《重重灾难下的豫北》、特派记者李蕤的系列报道《豫灾剪影》《宛洛道上》,如实反映了河南灾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呼吁当局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并随灾情的发展变化,不断提出各种建设性的救灾意见。李静之创办的地方媒体《前锋报》能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一年内连续刊发数十篇报道和社评,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为民请命的勇气令人敬佩。   由于《前锋报》敢于揭露黑暗,当时的河南省新闻检察处,下令要求对报社进行处罚,李静之设法保护报社同仁。李静多年的从政生涯,在政商社会各界积累了深厚人脉。他与河南省保安处长罗震交情甚笃,罗震是南阳南召县人,曾任南阳、郑州专署专员,李静之曾长期担任他的秘书,创办《前锋报》时请他出任了董事长。此外,李静之还利用驻守南阳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参谋长郭寄峤等人对《前锋报》的好感,说服他们出资成为《前锋报》印书局的大股东,孙连仲在大会上公开表态支持《前锋报》并入股十万法币。有此屏障,《前锋报》得以能在重重压力下长期存在。   《前锋报》的编辑多为进步青年,积极宣传爱国、进步的革命思想,大声疾呼团结抗战,勇于为民众代言,在豫、陕、鄂相毗邻地区的各阶层读者中赢得了普遍赞誉,被誉为河南的《大公报》,吸引了当时文化界名流向报社投稿。李静之主动聘请嵇文甫、任访秋、孟宪章等专家学者组成社评委员会,并在《前锋报》的文艺副刊《前锋副镌》上刊载进步作家和知名人士的作品,还经常转载重庆《新华日报》的文章。经多方努力,《前锋报》的影响日益扩大,销量与日俱增,发行量有六七千份,最高时上万份,新四军的《七七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都曾来函鼓励帮助。#孙家楼夜话#老南阳讲老南阳城市记忆#益博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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