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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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词3周前
《隆中对》[魏晋]陈寿(233-297年)#隆中对 #陈寿 #三国 #诸葛亮 陈寿,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陈寿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蜀汉灭亡后,“沉滞者累年”。后受张华荐举,在西晋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侍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太康元年(280年),晋灭吴结束了分裂局面后,陈寿历经十年的艰辛,终于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隆中对》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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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者与天下局:诸葛亮的两种生命姿态 南阳草庐中,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披衣而坐,手中《梁父吟》墨迹未干。窗外疏星淡月,他却在竹简上勾勒着三分天下的宏图。这或许是历史上最动人的反差——那个在田野间荷锄的躬耕者,心中装着的却是整个华夏的棋局。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诸葛亮隐居隆中,“躬耕陇亩”。这并非消极避世,而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准备。他白天劳作,夜晚读书,将学问扎根于大地。这种“接地气”的智慧积累,使他避免了汉末许多文人空谈误国的陷阱。更难得的是,他“每自比管仲、乐毅”,在世人不解的嘲笑中,保持着对自我价值的清醒认知。 躬耕不仅是生存方式,更是观察视角。从土地上看天下,他看清了民生根本;从草庐中观时局,他洞见了历史走向。这种底层视角与高层视野的奇妙结合,塑造了他独特的政治眼光——既能把握大势,又不失人间烟火。 “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话,表面上是刘备求贤若渴,实则是两种生命形态的相互成就。诸葛亮需要刘备提供的舞台,刘备更需要诸葛亮提供的战略蓝图。《隆中对》的短短数百字,不仅预言了天下三分,更规划了蜀汉立国的全部可能。那一刻,躬耕者放下了锄头,执起了改变历史的笔。 诸葛亮一生的功业,最动人处不在智计百出,而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担当。赤壁之战,他联吴抗曹;白帝托孤,他临危受命;南方叛乱,他亲入不毛。每一次危机都是对他“鞠躬尽瘁”誓言的考验,而每一次他都以超乎常人的坚韧通过考验。 作为蜀汉的实际执政者,诸葛亮展现了罕见的政治品格。他“开诚心,布公道”,法治严明却公正无私;他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览”;他廉洁自律,“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在权力巅峰保持如此清醒与克制,这需要何等的定力与修养? 五次北伐,是诸葛亮生命中最后的华章,也是最沉重的十字架。以益州一隅对抗中原九州,这本就是不对称的战争。他何尝不知“民穷兵疲”?但“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正统性,以及报答先帝知遇之恩的个人承诺,使他不得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 五丈原的秋风中,诸葛亮最后一次遥望长安。那个从南阳田野走出的青年,用二十七年的隐居等待时机,再用二十七年的奋斗践行理想。他的生命恰如一个完美的对称结构——前半生的准备是为了后半生的绽放,而后半生的燃烧则是对前半生理想的兑现。 诸葛亮留给后世的,不仅是神机妙算的传奇,更是一个关于承诺与担当的永恒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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