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是当前多个国家的普遍现象。但生命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生存和繁衍。经济发达的国家本身是有能力养育更多小孩的,却会走向人口负增,这种现象极度违背自然规律。 在线性平等下,经济越发展,贫富差距越大,社会两极分化越严重,绝大部分人的生活低于均值预期。而养小孩的成本越来越高,进一步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自然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生养孩子。 如果是非线性平等,个人利益有上限,贫富差距会减少,个人及家庭超出合理上限的消费代价会变高。但如果是有小孩,小孩也是有合理消费范围的,孩子会增加整个家庭的合理消费上限,这就意味着非线性平等下,养小孩对原本家庭的利益影响比较小。 就类似于两只鸟组成一个家,原本两只鸟只需要捕捉自己够吃的虫子,吃饱就是消费能力上限,捕更多的虫子也没有意义。下了蛋孵化了小鸟,小鸟也需要食物,那么两只鸟父母获取更多的食物也就有了意义,小鸟增加了原本家庭对食物消费能力的上限,而鸟父母原本就有获取更多食物的能力,养小鸟对自己的影响相对较小。 所以线性平等下,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分化,生育率就会越低;非线性平等下,会削弱社会分化,且抚养小孩会增加家庭消费能力上限,对家庭整体利益的影响较小,会极大改善社会人口负增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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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俊妮副教授的研究,如果分年龄生育率和死亡率保持2023年水平不变,且不考虑国际移民,我国人口可能在83年后(即约2107年)回到4亿左右12。这一预测基于当前超低生育率的严峻形势,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到2023年已骤降至1.01,远低于维持人口更替水平所需的2.1。 人口结构面临的挑战 若此趋势持续,未来人口结构将呈现“倒金字塔”形态:0-14岁儿童占比仅6.4%,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达45.7%,意味着不到7个劳动力需供养3位老人和1个孩子。这种结构可能对创新力、经济活力及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深远冲击。 低生育率的原因与应对建议: 张俊妮指出,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不灵活的就业环境、家庭抚育责任中的性别不平等及工作合同不稳定性是抑制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她建议将鼓励生育作为长期基本国策,并推动系统性改革: 教育与社会环境:改革普职分流制度,减少教育焦虑;加强合作教育,培养多子女家庭接纳度。 工作家庭平衡:政府需承担主要成本,为女性提供职业发展与家庭平衡的支持,如完善托育服务(我国0-2岁儿童入托率仅6%,远低于韩国水平)。 政策协同:借鉴日韩经验,需超越单一生育福利,推动全盘社会制度变革。 当前数据与短期展望 2024年我国总人口约14.1亿,但出生率持续走低,2025年预计出生率可能跌破6%。尽管局部地区(如湖北天门)出现逆势上涨,整体形势仍不容乐观。张俊妮强调,人口问题需从结构视角审视,绝对数量下降背后是老龄化加剧的深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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