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到底有多伟大? 科举制常被简化为“八股取士”的僵化象征,但从世界史视角看,它是中国古代一项划时代的制度创新,堪称“第五大发明”。当欧洲、印度、日本仍由世袭贵族、种姓或武士垄断权力时,中华文明率先建立以公开考试选拔官员的体系,掀起一场静默而深刻的革命。 其诞生源于对血统垄断的彻底反叛。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掌控土地、知识与仕途,“九品中正制”固化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封闭结构。与此同时,中世纪欧洲信奉君权神授,印度种姓制度森严,全球深陷血统决定论。公元587年,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设进士科,科举正式确立。其核心理念——“机会均等”——在1400年前堪称思想地震:除贱籍外,所有自由男性皆可“投牒自进”,凭才学而非出身入仕。欧阳修幼年丧父、家贫无纸,却凭苦读官至宰相,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跨越。由此诞生的士大夫阶层,以共同经典、价值观与策论能力为纽带,成为维系大一统的文化“软件”。 科举更重塑政治生态,充当帝国“压舱石”。官员权力合法性直接来自皇帝,尤其“天子门生”对皇权高度忠诚,明代内阁大学士多为科举顶尖者,无地方根基,有效防止唐末节度使式割据。人才从地方考入中央,再派往各地任职,形成“中央—地方”循环,避免官员与豪强勾结,保障政令统一。同时,科举为底层提供上升通道,将社会不满转化为个人奋斗动力,成为阶级矛盾的“稳定阀”。#科举制 #八股取士 #隋文帝 #状元 #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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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中国历史上总会分久必合?为何总会统一? 中国历史“分久必合”的深层逻辑,并非简单循环,而是地理、经济、制度与思想四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文明特质。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唯一在经历数百年大分裂后仍能反复实现统一的古老文明。 地理上,中国东临太平洋,西南倚青藏高原,南有密林群山,北接戈壁草原,构成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堡垒”。这一格局设定了内部竞争为主的游戏规则——各方势力只能在有限空间内争夺主导权,难以向外大规模扩张。同时,长江、黄河作为东西向“主动脉”,促进区域联通。南方富庶但缺战马,北方兵强却经济薄弱,唯有掌控完整核心区者方具压倒优势。秦据关中、隋唐定都长安,皆顺应此地理逻辑。 经济层面,农耕文明对统一有内在需求。季风气候导致旱涝频发,大型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大运河需中央统筹人力物力,分裂则水利失修、饥荒蔓延。盐铁专卖自汉武帝始成为中央财政支柱,支撑军队与官僚体系,对割据形成降维打击。“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则打通全国市场,促进分工贸易。分裂带来关税壁垒、货币混乱、商路中断,严重损害经济,使商贾阶层天然倾向统一。 制度上,秦创郡县制与隋唐确立科举制,构成维系统一的“操作系统”。郡县制由中央直接任命地方官,杜绝世袭割据;官员权力源于皇权,薪酬出自中央,忠诚对象为国家而非地方。科举制打破门阀垄断,向全社会开放仕途,士人通过考试入仕,效忠“大一统”道统。即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如北魏、元、清,亦不得不采纳此制度,因其是治理农耕社会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模式。 思想层面,“大一统”经儒家经典奠基,董仲舒以“天命观”强化,成为政治道德至高准则。统一代表天命所归与秩序正统,分裂则是失道乱世。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诸葛亮“兴复汉室”、岳飞“精忠报国”,皆借统一之名获取合法性。秦始皇“书同文”使方言各异之地书写相通,共读五经,形成共享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即便南北分裂如东晋南渡,南方政权仍以“中华正朔”自居,矢志北伐。文化根脉不断,统一火种不熄。 四重因素相互强化:地理划定整合舞台,经济编织利益网络,制度提供治理轨道,思想铸就文化共识,形成强大自我修复闭环。因此,“分久必合”并非宿命轮回,而是中国历史向统一均值回归的引力场。分裂是暂时阵痛,统一是永恒追求。这份对统一的执着,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竞争力与最宝贵遗产。#中国历史 #中国地理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岳飞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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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约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王朝,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奠基性影响,贡献可概括为以下核心领域: 一、政治制度贡献:奠定古代国家框架 1. 分封制(封建制度) · 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宗室、功臣,建立诸侯国,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体系。 · 影响:虽后期导致割据,但初期巩固了疆域,促进了地方开发,成为秦以前中国的主要政治形态。 2. 宗法制与礼乐制度 · 宗法制:以血缘关系维系政治权力继承(嫡长子继承制),稳定统治秩序。 · 礼乐制度:通过礼仪和音乐规范社会行为,形成“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3. 官僚制度雏形 · 西周设“三公六卿”,初步建立官僚体系,为后世中央集权制度提供借鉴。 二、思想文化贡献:塑造中华文明内核 1. “天命观”与德治理念 · 提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将政权合法性与君主德行挂钩,成为后世儒家“仁政”思想源头。 2. 百家争鸣的摇篮(东周) ·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思想禁锢解除,催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奠定中国哲学基础。 3. 典籍整理与史官传统 · 《周易》《尚书》《诗经》等经典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编订或成型;史官独立记录传统(如“董狐直笔”)确立。 三、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 1. 井田制与农业进步 · 井田制为早期土地国有制代表,虽后期崩溃,但推动农业组织化;铁制农具与牛耕在春秋战国普及。 2. 手工业与商业 · 青铜器铸造达高峰(如毛公鼎);货币(布币、刀币)广泛使用,城市商业兴起(如临淄、邯郸)。 四、民族融合与疆域拓展 · 华夏认同的形成:周人以“华夏”自居,通过分封将中原文化扩散至周边,促进夷夏融合。 · 疆域扩张:分封诸侯开拓边地(如燕国至辽东,楚国至江淮),实际控制范围远超商朝。 五、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1. 儒家思想的源头:孔子以“复周礼”为理想,周代礼乐成为儒家核心价值。 2. 统一观念的基础:虽诸侯分立,但“天下共主”观念为秦统一提供文化心理铺垫。 3. 制度遗产:秦汉三公九卿、科举选官等制度均含周代遗风;“中国”“华夏”等概念在周代定型。 总结:周朝为何是“中华文明奠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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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具有根本性、开创性与制度性,其影响贯穿后世两千余年。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核心层面: 政治制度方面,秦朝首创“皇帝”称号,确立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成为历代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称谓。它彻底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由中央直接任免地方官员,实现垂直管理,奠定了中央集权帝国的基本框架。同时建立的三公九卿制,形成分工明确、相互制衡的中央政府架构,为后世官僚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原型。 经济与社会层面,秦朝统一了度量衡、货币与车轨。颁布标准器规范全国计量;推行圆形方孔钱作为法定货币,形制影响后世两千年;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网络,规定统一车轨,极大促进了交通、军事与政令的畅通,加强了各地的经济联系与社会整合。 文化与思想领域,秦朝推行“书同文”,以小篆为标准统一全国文字,克服了地域文化差异,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奠定了基石。同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建立成文法典体系,虽律法严苛,但“以法为治”的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法制传统。 军事与工程方面,秦朝通过军事扩张,首次将黄河、长江流域整合于同一政权之下,基本确立后世“汉地”规模。其推动建设的长城、灵渠、郑国渠、都江堰等巨型工程,不仅巩固国防、促进灌溉与漕运,也体现了国家动员与工程组织能力。 总之,秦朝通过一场深刻的制度革命,不仅结束了长期分裂,更创建了一套标准化、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模式。尽管其统治短暂,但所确立的政治架构、经济标准、文化基础与疆域格局,如同一个历史模具,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此后演进的基本形态,标志着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真正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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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部分国家的统治者实施的都是汲取性制度。进入现代后,那些长期繁荣和富裕的国家,都实施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反之,那些失败的国家,采取的都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有的国家,采取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的经济制度;有的国家,采取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在一段时间 内,这样的国家也能实现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可能长期持续。而且,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会让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转化为汲取性的经济制度。因此,导致一个国家失败的主要因素,在于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因为经济增长必须创新,而创新将带来“创造性破坏”,进而改变既有的利益格局和已经存在的权力关系。此外,汲取性制度中, 政治权力者获得的利益极其巨大,这将导致其他人为获得政治权力而斗争。毫无疑问,专制主义将会阻碍正常的经济发展,汲取性制度很可能激励统治者牟取既得利益,从而加强汲取性,导致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不过,包容性制度可能导致“良性循环”,汲取性制度可能导致“恶性循环”,这也都并非就必然如此,都是会发生逆转的。要想让民主制度实现底层授权,并发展包容性政治制度,政府首先需要一定的集权,使挑战现有机制的社会运动,不会立即造成法律制度的缺失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另外,还需要多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独立自由的媒体。#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徐涛 #徐涛老师 #徐涛考研政治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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