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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尚书》之《立政》 一、题解与背景 “立政”含义:即“设立长官”,指建立官制、任用官吏。旧说亦解为“立正”(设立长官),核心在于阐述如何选拔、管理官员以实现有效治国。 历史背景:周公还政于成王后,为巩固周王朝统治,总结夏商兴亡教训,提出一套系统的用人纲领,告诫成王慎选官吏、明辨职责。 二、主要内容与结构 总结历史教训开篇回顾夏商两代兴亡,指出其盛衰关键在于用人:夏桀、商纣因任用酷吏、暴虐百姓而亡国;禹、汤、文王因慎选贤才而兴盛。强调“克用三宅三俊”,即从政务、理民、执法三方面考核官员德行。 西周官制体系详细列举西周中央到地方的官职设置: 中央官:任人(掌管政务)、准夫(司法)、牧(管理民事),合称“三事”;虎贲(护卫)、缀衣(近侍)、趣马(马政)等近臣。 地方官:司徒、司马、司空(“三司”),以及诸侯国的各级长官。 强调分工明确:文王时官员各司其职,“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不越权干预司法与琐务。 用人原则与告诫 德才兼备:主张选用“吉士”(贤良之士),远离“憸人”(奸佞之徒)。 君王自律:要求君主不干预具体司法(“罔攸兼于庶狱”),信任官员,做到“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 重视基层:强调诸侯国及地方官员(“大都小伯”)的选拔,保障基层治理。 三、核心思想 “官人惟贤”的用人观:将选官置于治国首位,主张以德行和能力为标准,建立考核机制(“三宅三俊”)。 君主垂拱而治:提倡君主抓大放小,信任专职官员,避免专断干预,体现早期分权思想。 礼法结合的制度设计:官制体系融合礼乐教化与法律规范,强调德治与秩序的统一。 四、历史意义 政治制度史价值:反映了西周初期官僚体系的雏形,对后世中国官制发展有深远影响。 儒家思想的渊源:篇中“明德慎罚”“任人唯贤”等理念为儒家所继承,成为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治国方略的经典表述:被视为古代“干部管理”的纲领文献,历代常引以为用人改革的依据。 五、现代启示 人才选拔制度化:强调系统化考核与岗位匹配,对现代人事管理有借鉴意义。 权力边界意识:主张君主任贤分权,可引申为对领导艺术与制度约束的思考。 德治与法治结合:重视官员道德修养与制度规范并行,契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当代理念。 附:关键原文摘录 “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 《立政》篇以史为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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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桑弘羊与士族争论是什么 《盐铁论》是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记录整理的著作,记录了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与各地选拔的贤良、文学之间的激烈辩论。其核心争论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盐铁专营政策的存废‌ ‌支持方(桑弘羊等官员)‌: 主张盐铁官营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保障抗击匈奴的军费,防止地方豪强垄断资源威胁中央集权。认为国营垄断能稳定物价、统一产品质量,避免私营导致规格混乱。 ‌反对方(贤良、文学)‌: 批评官营政策加重百姓负担,导致农具质量低劣(如铁器规格单一无法适应各地土壤差异),抑制民间工商业活力,加剧贫富分化。主张废除专营,恢复自由经济以利民生。 二、‌对匈奴的战略分歧‌ ‌主战派(桑弘羊)‌: 坚持武力征讨匈奴,认为军事扩张可保卫边疆安全、获取资源(如牛羊),并巩固中央权威。 ‌主和派(贤良、文学)‌: 主张以道德感化替代战争,认为长期征战消耗国力、加剧民众困苦,应休养生息。 三、‌本末之辩(农业与工商业关系)‌ ‌重商观点(桑弘羊)‌: 强调工商业(“末”)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盐铁专营可带动经济整体发展。 ‌重农观点(贤良、文学)‌: 抨击官营政策导致农民弃农从商(“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主张“进本退末”,恢复小农经济基础。 四、‌治国理念:法治与德治之争‌ ‌法家路线(桑弘羊)‌: 强调严刑峻法、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强力管控可抑制豪强兼并,维护社会秩序。 ‌儒家路线(贤良、文学)‌: 提倡仁政德治,批判严刑导致民怨,主张轻徭薄赋、简化法令以顺应民心。 五、‌义利观的哲学对立‌ ‌功利主义(桑弘羊)‌: 引用“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主张人性趋利,国家应通过政策谋利以增强实力。 ‌道义优先(贤良、文学)‌: 坚持“重义轻利”,认为政府逐利败坏社会风气,应以道德教化引导民心。 ✨ 争论的本质与影响 这场辩论实质是西汉中期‌治国路线之争‌:桑弘羊延续汉武帝时期的集权扩张政策,而贤良、文学代表地方势力及儒家学者,呼吁政策回调至文景之治的休养模式。会议虽未立即废除盐铁专营,但促成部分政策调整(如废止酒类专卖),并为汉宣帝时期进一步转向“儒表法里”的执政模式奠定思想基础。《盐铁论》也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首次系统探讨“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关系的经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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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步——中国古代选官模式变化 #科举考试 #科举 #历史知多少 #历史冷知识 #知识创作人 毛泽东同志曾讲过,“治国就是治吏”,可见官员选拔和管理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自夏商周以来,选官模式与时俱进,经历过一系列的制度变化,维系了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发展。 夏商及西周时期,选官制度为“世卿世禄制”,也就是“世袭模式”,王公大臣均可父死子继,导致社会结构稳定和阶级固化。 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压力,选官制度走向开放,更加看重个人的能力,选官模式从“世袭模式”演变为“考察模式”。“军功爵制”、“客卿制”、“养士制”成为主流,为下层的优秀人才提供了出头机会,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 至西汉汉武帝时期,“考察模式”开始进入制度化,即“察举制”,而察举的主要方式就是“举孝廉”。东汉三国时期的魏国曹丕,将“察举制”在“举孝廉”的基础上,升级为“九品中正制”。察举制虽然看重官员的德才能力和舆论评价,但是察举过程中的裙带关系,造成了后来的门阀士族社会,结果又是导致社会结构稳定和阶级固化,同时也威胁到了皇权的安全。 隋朝建国以后,逐步废除“察举制”方式,并初步建立起“科举制”雏形。唐朝李渊,系统建立起“科举制”体系,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完成系统化、完整化。“科举制”向全社会开放,普通老百姓都可自己报名参加,无须官吏推荐,选官由此进入“竞赛模式”。科举制度,为广大下层读书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也改变了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的门阀社会。 从“世袭模式”到“考察模式”再到“竞赛模式”,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体现出从“封闭到开放、精英到平民、相马到赛马”的进步特征,这也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能够持续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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