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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系列 ---每周阅读一本书(第135集)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第四十三篇:不痴不聋,不做家翁---“三分糊涂”是治国理政和为人处世的顶级智慧。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了一句千古名言:“不痴不聋,不作家翁。”这句话背后蕴含着极为深刻的治国之道和处世智慧,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郭子仪之子郭暧与升平公主发生争执。郭暧一时气愤,口出狂言:“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愤而回宫向父亲唐代宗告状。面对这番可能引发朝廷震荡的夫妻争执,唐代宗却以一句谚语轻松化解:“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 这一处理方式,彰显了帝王难得糊涂的政治智慧。 自古功臣均面临“鸟尽弓藏”的生死危局。君臣猜忌,相互防范,君逼臣反的事例比比皆是。汉初名将英布助刘邦建立汉朝。刘邦称帝后,因猜忌其军事才能,处处猜忌防范。英布虽无反叛意图,但长期处于“朝不保夕”的恐惧中,最终被迫起兵反叛。 安禄山开始也是顺臣,和唐玄宗也是君臣相宜。但在杨国忠的骚操作和挑拨下,导致安禄山时时刻刻均处在恐惧中,不得不扩军备战。相互猜忌导致君臣陷于“臣子自保备战、君主猜忌加剧、臣子惊恐惧怕扩军备武、君主强化监控”的恶性循环。最后渔阳鼙鼓,唐王朝由盛而衰。 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凡事过犹不及,适可而止,才是最好的分寸。做人,适当糊涂,才能活得轻松自在;做官,适当糊涂,才能管理留白;理政,适当糊涂,才能矛盾自我净化。《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王导晚年为相,“略不复省事”,日饮醇酒,行事不谨,多误朝事,时人常有“愦愦”之讥。当有人告诉他这些批评时,王导却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王导表面上糊涂,实则是务存大体。当时东晋偏安一隅,大族间的矛盾重重,他不得不采取事从宽简、无为而治的办法。只有让大族之间矛盾自我净化才能维护东晋政权的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图谋发展。 “三分糊涂”不是真糊涂,而是一种更高明的清醒。其核心是分清“原则”与“小节”。即:在涉及道义、底线、大局的问题上,必须清醒坚定,寸步不让;而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个人恩怨、非原则矛盾上,则需“糊涂”包容,留有余地。很多时候,我们常被所谓“精明”裹挟。凡事追求极致、不肯让步,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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莯莀1周前
司马光的“君子小人”之说真的正确吗?大明嘉靖皇帝给了答案 司马光将智伯的败亡简单的归结于智伯“才胜德”,这让我对这位北宋名臣有点点失望。 但也有可能,他夹带私货。当时正直“王安石变法”,在变法的推行中,出现了欺压“百姓”的事情发生。 司马光有没有可能,借此影射政敌我们不得而知,但将智伯的败亡简单归结为“才胜德”,有些牵强的。 那么我们前面读了那么多,到底智伯为何失败?我先抛砖引玉,欢迎大家探讨。 1-智伯在当公子的时候就很受宠爱,虽然他有一定的才能,但也养成骄横的性格。加上智家是当时晋国最强大的家长,这让他更加瞧不起另外三家。 2-掌权后的智伯将赵家当做了吞并的目标,但他也没有鲁莽行事,而是先在“蓝台之会”上对韩魏进行了服从性测试,也就是在这场宴会中,他们三家制定了攻打赵家的计划。韩魏两家家主老谋深算,未尝不会怂恿智伯。 3-当智国进谏之时,也许智伯也觉得“辱人君相”不合适,但他要攻打赵家,那就必须要对韩魏进行幼稚的测试。韩魏两家的家主和家臣应该是识破了智伯的手段,顺势而为怂恿智伯攻打赵家,所以才有了赵家两座城池的事情,这是逼赵家交战。 4-结果战事一开始异常顺利,赵襄子退守晋阳,晋阳被水淹,人马相食。此时的智伯更加骄横了,而韩魏却更加担心了。所以絺疵看出了韩魏的心思,有了进谏的事情。 5-絺疵的话智伯听进去了吗?大家换位思考一下,你是智伯,你听到韩魏要反,你会怎么做?晋阳城破在即,盟友要反,你会怎么做?退兵?舍不得。打,有风险。这太难了。所以他慌了。慌乱之下选择了自欺欺人的办法,当面询问,得一个假的答案。或者赌一把,智家如此强大,就算他们反,也不会有大问题。 6-可惜,智伯低估了赵襄子的胆识,他没想到城内都“人马相食”了,他居然还好出城偷袭,韩魏这两个老奸巨猾的家主,见智伯军乱了才左右夹击的。智伯死于乱军,这真的是“德行”不够吗? 如果真是“德行”不够,那只能说明“德”并非是指“正直公正”这些。 那么什么是“德”?古人造字皆有深意,我姑且大胆拆解一下。 “德”的左边的双人旁像个权杖,什么权?握在手里的人或者说资源。右边上部分像一个人的头,下面是“一”和“心”,掌握人心,便是“德”。 另外,在职场中品德有瑕疵的人真不能用吗? 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皇帝给了解释,他说“哪有什么贤臣和奸臣,都是大明的忠臣。” 明朝末年,崇祯流放了魏忠贤,东林君子们后来都干了什么了呢?#资治通鉴 #大明王朝1566 #职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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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系列 ---每周阅读一本书(第146集)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第五十四篇:不择手段---残暴无情种祸根,贪利忘义终自毙。 《资治通鉴》记载了一些“不择手段”的历史事例。其中“吴起杀妻求将”最为残暴无情,“商鞅变法酷刑”最为刻薄无义。《资治通鉴·周纪》记载,吴起“杀其妻以明不之楚”。为获取鲁国信任,竟以发妻性命为政治筹码。此举虽令吴起暂得将位,但终因德行有亏而难容于诸侯。《资治通鉴·秦纪》记载,秦国商鞅为达强国目的而强势推行变法。并不惜采取“刑公子虔,黥公孙贾”等极端手段,最终自己作法自毙,遭车裂之祸。吴起是“残暴薄德”的代表,商鞅是“刻薄寡恩”的典型。两人一个无情,一个无义。均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吴起是一位顶级的军事家、政治改革家,拥有十分卓越的才能。在魏国,他创建了所向披靡的“魏武卒”,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向”。在楚国,他推行“吴起变法”,富国强兵,成效显著。但他将妻子视为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彻底践踏了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司马光认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将人分为四类:圣人(德才兼备)、君子(德胜才)、小人(才胜德)、愚人(才德兼亡)。吴起因为杀妻求将和母丧不归这两件违背人伦的行为,被归为小人类别。司马光又说: “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意思是:小人的智慧足以实现他的奸计,勇力足以施展他的暴行,这就像是给老虎插上了翅膀,他们造成的危害难道还不大吗?在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为了功名利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这类人才能越大或地位越高,他对社会和国家危害也越大。 商鞅坚信“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为求速效而弃仁义。司马光评其“徒恃苛法”,是对他功利至上思想的批判。司马光认为:“信义者,人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强调治国根基在民心,而民心需以德义凝聚,非纯靠严刑峻法驱动。商鞅推行“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的严刑峻法,是弃仁义德治,犹如“弃大宝而守瓦砾”。短期能使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但急于求利而忘义,舍本逐末,最后秦朝因“仁义不施”而很快失去天下。 吴起事例说的是为人之本要德才兼备。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是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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