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熟读历史:他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被后世尊称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与政治。他就是孟子。孟子,名轲,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72年的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战国时期,群雄割据,战乱频繁,思想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孟子自幼受母亲严格教导,孟母为了给他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曾三次迁居,还剪断织布机上的布来告诫他学习不能半途而废,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和“孟母断机”的故事。在这样的教育下,孟子勤奋好学,对儒家经典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逐渐成为一代大儒。孟子一生致力于宣扬儒家思想,他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前往齐、宋、滕、魏等国,游说各国君主推行“仁政”。有一次,孟子来到魏国,见到了梁惠王。梁惠王问他:“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回答道:“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讲仁义就行了。如果大王说‘怎样使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使我的封地有利’,一般人士和老百姓说‘怎样使我自己有利’,上上下下互相争夺利益,那国家就危险了。在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害国君的人,一定是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这些大夫在一万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千辆,在一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就拥有一百辆,他们的拥有不算不多。可是,如果把义放在后而把利摆在前,他们不夺得国君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反过来说,从来没有讲“仁”的人却抛弃父母的,从来也没有讲义的人却不顾君王的。所以,大王只说仁义就行了,何必说利呢?”孟子以他犀利的言辞和深刻的思想,试图说服梁惠王实行仁政,然而梁惠王并没有完全采纳他的建议。后来,孟子又到了齐国,齐宣王对他也很敬重,曾多次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向齐宣王阐述了“保民而王”的思想,他说:“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没有办法长期坚守善道。如果没有办法长期坚守善道,就会放荡不走正路,胡作非为。等到犯了罪,然后处罚他们,这等于是陷害百姓。哪有仁爱的人在位,却可以做陷害百姓的事呢?所以英明的君主规定老百姓的产业,一定使他们上能赡养父母,下能养活妻子儿女;年成好时能丰衣足食,年成不好也不致于饿死。这样之后督促他们做好事,所以老百姓跟随国君走就容易了。”齐宣王虽然对孟子的话表示赞赏,但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真正推行孟子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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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华夏历史脉络之风云人物汉武帝刘彻 姓氏,是华夏文明的基因密码,是家族血脉的精神图腾。从 “姓以别婚姻” 的远古规制,到 “氏以明贵贱” 的商周礼制,姓氏的演化始终与华夏文明的进程同频共振,而王氏等千年世家,正是这一传承脉络中最鲜活的载体。 王氏一族,作为华夏顶级世家的典范,其起源可追溯至姬周王族 —— 周灵王太子晋因直谏被贬,后裔以 “王” 为氏,尊奉 “王室之裔” 的正统身份。历经数千年繁衍,王氏分支遍布天下,太原王氏、琅琊王氏、三槐王氏等支脉各领风骚:太原王氏自汉魏起便是北方望族,累世出将入相;琅琊王氏在魏晋时期达到鼎盛,“王与马,共天下” 的佳话见证其政治影响力;三槐王氏则以 “植槐明志” 的家风传世,成为科举时代文臣世家的标杆。从书圣王羲之的笔墨风流,到王阳明的 “心学” 智慧,王氏族人在文化、政治、思想领域的贡献,早已融入华夏文明的肌理。 除王氏外,李氏、张氏、刘氏等世家大族亦各有渊源:李氏溯源于皋陶之后,因皋陶为尧帝大理(司法官),以官为氏;张氏源自黄帝之孙挥,因发明弓箭 “弦木为弧”,受封于张,后世以氏为姓。这些世家大族并非单纯的血缘聚合,更是文化传承的核心力量 —— 他们以家训规范子弟,以家学延续文脉,以家族声望维系社会秩序,在王朝更迭、时代变迁中,始终扮演着文明 “守护者” 与 “推动者” 的角色。 华夏姓氏的起源,从来不是孤立的符号,而是一部浓缩的文明史。王氏等世家大族的千年传承,印证了姓氏背后 “敬天法祖、崇文重德、家国同构” 的核心精神。从远古先民对血缘的敬畏,到现代社会对家族根脉的追寻,姓氏与世家的故事,始终是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纽带。知识星球#个人成功战略规划师#抖音合集升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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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1周前
新文明文化史观第一讲(2)—— 新文明文化史观代表人物介绍(待续) 这一史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启超(已故)、李约瑟(已故)、李学勤、罗伯特·坦普尔、宫玉海、林河(已故)、王大友……流波等,其中流波(刘博)是这一观点、理论的提出者、集成创建者。《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是这一史观和理论的全面概述和总论。 二十世纪初,爱国学者梁启超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应有地位被严重“矮化”,开始为中华文明鸣不平,但当时应者寥寥。英国人李约琴博士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用详细材料论证人类近代以前的四千年中国的科技发明一直遥遥领先,近代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正是在中国古代文明基础上的飞跃。其中李约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技史探索》是新文明文化史观的早期杰出代表作;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Temple)在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文明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古代一百条重要的发明,在1986年出版《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概述“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认为“现代世界以之为基础的发明和发现,可能多半来自中国”;李学勤于1995年提出“走出疑古时代”和“重写中国学术史”的倡议,引起广泛反响;宫玉海先生从破译《山海经》入手,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些本末关系和来龙去脉;林河先生从巫傩史、民族语言的角度阐述中华文明上万年,是源头;王大友先生从解析图腾等入手解析中华文明的古老性和中华先祖拓荒美洲的历史……。 流波(刘博)《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对近代以来在“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人类文明文化史观进行最彻底的质疑和颠覆,结合人类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史学、社会学等等多学科和考古、神话、传说、宗教、民俗、天文、地理、历法、数理、气象、海洋等等诸领域,从根本上全面系统地破除“西方中心论”、还原中华并人类历史本来面目……流波成为二十一世纪来新文明文化史观的创建者、集大成者和最给力者。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零年代,何新、董并生、诸玄识等分别著述了揭露西方造假古希腊欧洲古典文明的书:《希腊伪史考》和《希腊伪史续考》、《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所以,他们自然步入“新文明文化史观代表人物”的荣誉殿堂。 (有购买流波《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中国农耕史纲》、《流波新文明文化史观文集精选》的朋友,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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