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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说: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 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自己的德才不如舜、不如周公,是忧虑自身的品德未加修养、学问未能精进。所以,当有顽固的民众难以教化时,他会忧虑;当外族蛮夷侵扰华夏大地时,他会忧虑;当小人身居高位、而贤能之士被埋没排斥时,他会忧虑;普通百姓未能蒙受他的恩泽,他也会忧虑。这便是古人所说的“悲叹天命无常,怜悯人间疾苦”,这才是君子真正应当忧虑的事情。 阅读理解: 曾国藩的忧乐观具有鲜明的双重维度:一是对个人道德修养和学问精进的忧虑,二是对国家社会和民生疾苦的关怀。这种忧乐观继承了儒家“忧道不忧贫”的传统,同时又有所发展和深化。 一、在个人修养层面,曾国藩提出“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舜和周公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舜以大孝和德政著称,周公以制礼作乐和辅佐成王闻名。曾国藩将自己与这两位圣贤相比,体现了他对“内圣”境界的不懈追求。他认为君子应当忧虑自己的德行没有修养完善,学问没有精通,这种忧虑是推动个人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 曾国藩的“内圣”之学,并非空泛的道德口号,而是一套极为严苛的实践功夫。他效仿的舜与周公,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他将这种对至高境界的向往转化为具体的自律规范,例如其著名的“日课十二条”,从主敬、静坐、早起到读书、日记等,事无巨细地规范每日言行,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和纪律约束来打磨心性。 这种内向的忧虑,驱动他一生都在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在遭遇军事失利或官场挫败时,他首先反省的是自身“德不修,学不讲”所致,而非归咎于外因。这种近乎苛刻的自省,正是其“内圣”功夫的体现,旨在通过极致的人格修养,达到“不动心”的境界,从而能从容应对外界纷扰。 二、在社会关怀层面,曾国藩的忧虑更加广泛和深刻:“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这四个方面涵盖了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百姓的教化问题、边疆的安全问题、政治的清明问题以及民生的福祉问题。 尤为可贵的是他对“匹夫匹妇不被己泽”的忧虑,这直接承袭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不仅是道德同情,更促使他采取务实行动。#曾国藩#曾国藩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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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说: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曾国藩忧乐观的实践) 曾国藩的忧乐观不仅停留在思想层面,更体现在具体的实践中。他将“德不修学不讲”的忧虑转化为严格的修身实践,制定了著名的“日课十二条”,包括: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作字、夜不出门。通过这些规范,实现极致自律。 其中,“静坐”是曾国藩修身的重要方法。他坚持每日静坐四刻(约一小时),通过这种方式来“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这种静坐不仅是身体的静止和心灵的宁静,更是一种深度的精神修炼和情绪管理,是培养“静气”的关键功夫。正是通过长期的静坐实践,他成功地将早年“浮躁如沸汤”的性格,磨练成“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沉稳境界。在指挥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艰难时刻,他常常通过静坐来使内心平静,从而做出清晰决策。这种“静坐”本质上是一种主动的蓄能和精神整顿,确保在纷繁复杂的军政事务中保持心智清明。 在经世致用方面,曾国藩将对国家社会的忧虑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军事上,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是其务实哲学的极致体现。这种战术看似笨拙,却针对性极强:通过扎实的土木作业(深挖壕沟、修筑高墙)和稳妥的步步推进,有效抵消了太平军机动灵活的优势,最终实现了“以静制动”。他自评道:“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料之外。”这种“尚拙”的背后,是对规律的尊重和超乎常人的坚韧。 在政治上,他秉持“以礼治军”的原则。他将儒家“仁”和“礼”的思想融入军队管理,强调“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通过灌输忠义思想和建立严密组织,曾国藩成功地将湘军打造成一支有信仰、有凝聚力的队伍,而非乌合之众。 在经济上,他推行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曾国藩的忧乐观在实践中,从个人极致的修身功夫(静坐、主敬)中炼就强大的内心和清晰的判断力,再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经世致用的务实行动(结硬寨、倡洋务)。他的实践表明,真正的强大既源于内心的沉静与秩序,也离不开将崇高的责任感转化为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行动。 #曾国藩#曾国藩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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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说: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曾国藩的忧乐观植根于儒家传统) 曾国藩的忧乐观深深植根于儒家传统。从思想渊源来看,他的忧乐观主要继承了三个方面的传统: 第一,孔子的“忧道不忧贫”思想。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在《论语・述而》中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的忧虑集中在道德修养和学问精进上,君子的忧虑应超越物质贫困,聚焦于对“道”的追求与弘扬,这成为后世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曾国藩继承了这一传统,将“德不修学不讲”作为自己的主要忧虑,升华为对内在人格完成与外在事功建立相统一的终极关怀。 第二,孟子的“忧民”思想。孟子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强调统治者应当关心百姓的疾苦。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和“制民恒产”的思想,认为民众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曾国藩的“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直接体现了这种民本思想,将抽象的“忧民”具体化为对“匹夫匹妇不被己泽”的深切愧疚感,并转化为切实的治理行动和责任担当。 第三,《大学》的“修齐治平”理念。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由内而外、环环相扣的逻辑体系。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明确提到:“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成为曾国藩忧乐观的理论基础。他将个人修养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体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崇高境界,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视为“分内事”,使“忧”成为一种贯穿内外的、积极的、建设性的行动自觉。 #曾国藩 #曾国藩名言 #曾国藩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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