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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是一个处境。 一个封建时代的无依无靠的女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千夫所指时只能一遍又一遍的通过强调自己的痛苦,剖开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告诉外人,“我已经很痛苦了,你还要伤害我吗”,于是强调痛苦成了习惯,倒也不是想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只是明确了,“我是受害者”“我是弱者”时,就安心的好像抓住了生命中的最后一颗稻草。 看,我还是能够用我的力量去改变别人对我的认知的。 (仅阶段性解读想起了这个可能,无恶意。) 从心理学专业术语上,这是“习得性无助”,也是人的一种普遍的代偿机制与防御机制,那么要怎样脱离这种状态呢。 我的看法是,“停止诉说”——没必要去跟讲自己的事,或者不甘、或者残忍,各种自己人性中的各种弱点。去说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目标,去展望未来,去打破自己的“龟壳”,用压力催生动力,把自己从痛苦推向自我实现的路。 我想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正站在岔路口上,摇摆不定,于是我痛苦、拖延。 看,我又在“祥林嫂”式的自我讽刺了。 关于这种“代偿”“防御”机制的现实案例,我有个例子。 比如“群体环境下的自觉学习是一种羞耻的行为”——不敢释放自己积极的信号,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看的了你好,看不了你比我好”,一旦原本能够忽略能够看轻的人突然努力了,随之而来的是“看轻”“不屑”,如果坚持,对方甚至会“发怒”“打击”。 所以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守护好当下的心理平衡是很重要的,于是不愿意,也害怕让别人觉得自己在改变。 这要承担一个后果——如果“我努力了还做不到呢”——会更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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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制造”了女性模板? 翻开现代文学史,一个个女性形象跃然纸上——祥林嫂的麻木、娜拉的出走、繁漪的疯癫。我们为她们的命运扼腕,视其为时代烙印。刘传霞教授的《被建构的女性》,正是让我们看清:许多被奉为经典的女性形象,实则是被时代话语与意识形态精心雕琢的。 “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同构”,这一进步口号在文学实践中却常成为新式枷锁。女性她们或是等待被救赎的受难者,或是激励男性的精神图腾,唯独不是拥有复杂欲望的自主生命。 在旧秩序崩解时,男性作家通过塑造“理想女性”。而女性的文学命运,无形中也成了时代转型的缓冲带。 想一想祥林嫂。她当然是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她成了一个标准的苦难标本。再看“娜拉”们。“出走以后怎么办?”新女性的道路常被预设:要么堕落、要么回归,或在革命洪流中找到“新的依附”。书中对“疯女人”与“妓女”谱系的剖析尤为犀利。繁漪雷雨般的爆发,曹七巧被黄金枷锁扭曲的人生——她们的“疯癫”何尝不是对窒息环境最绝望的反抗?而被污名化的风尘女子,其存在本身便是对社会结构性罪恶的无声控诉。 书中的女性,有的被病理化有的被道德化,正是权力维护自身“纯洁性”。即使是母女、姐妹这些本应私密的情感联结,也难逃权力的编码。书中指出,文学中大量的母女冲突,往往是父权通过母亲角色进行规训。而女性间深刻的情感依恋,在异性恋霸权下,或被升华为“姐妹情谊”,或被扭曲为病态,难以获得正当的叙事空间。 《被建构的女性》中的批判醍醐灌顶,当我们为当下流行的“大女主”故事喝彩时,或许该冷静审视:她是否仍困在“爱情至上”或“母职神圣”的牢笼中?她的强大,是否最终服务于另一个更高维度的(商业的、流量的)脚本?我们需要让女性在故事中不仅“在场”,更要“言说”;不仅是承受者,更是充满能动性的创造者;不仅拥有社会身份,更拥有一个复杂、矛盾、拒绝被定义的内心宇宙。 每一个“她”的故事,都不应只是“他”的世界的注脚。重新倾听,重新讲述——当我们看清了那些被建构的模板,或许才能真正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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