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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 为何最终沦为一地鸡毛? 《三国演义》中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之役,虽以匡扶汉室为旗,聚天下英豪于一堂,终未能成就大业,其败因可归为人心涣散、私欲横流与战略失误三大端。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联盟,从歃血为盟时的慷慨激昂,到分崩离析时的黯然收场,恰如一曲悲壮而苍凉的政治寓言,昭示着乱世中理想主义与现实利益间的激烈碰撞。 首先,联盟之根基本就脆弱,所谓“齐心戮力”不过是一纸空文。诸侯各怀异志,多以保全实力、争夺私利为先。盟主袁绍虽出身名门,却优柔寡断,缺乏统御群雄的魄力与远见;其弟袁术总督粮草,竟因忌惮孙坚勇猛,恐其坐大,故意断其粮草,导致孙坚首战失利,折损大将祖茂。此举已暴露出联盟内部互相倾轧的暗流。而鲍信为抢头功,私派其弟鲍忠抄小路出战,反被华雄所斩,更显诸军号令不一、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 其次,门户之见与身份桎梏,使得人才不得其用,士气屡受挫伤。关羽温酒斩华雄,本可振奋全军,袁术却因关羽出身低微而斥之:“量一弓手,安敢乱言!”张飞欲乘胜追击,亦遭其怒喝。曹操虽力主“得功者赏,何计贵贱”,然在袁氏兄弟把持的旧秩序下,寒微英才难获尊重。这种狭隘的阶层观念,不仅寒了刘备、关羽、张飞等英杰之心,更使联盟失去了一鼓作气的锐气。 再者,战略上瞻前顾后,错失战机,尤为致命。董卓迁都长安,焚毁洛阳,正是其势力动摇、仓皇西遁之时。曹操力主乘势追袭,指出“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然而袁绍以“诸兵疲困”为由按兵不动,其余诸侯亦首鼠两端。曹操孤军追敌,果在荥阳遭伏大败,险些丧命。此举不仅让董卓得以喘息,更暴露了诸侯们缺乏共同战略意志的短板——他们更愿观望自保,而非冒险共进。 最后,联盟的彻底瓦解,源于利益争夺彻底压倒大义名分。孙坚于井中得传国玉玺,本可成为讨贼事业的象征,却因私心藏匿,引发袁绍猜忌,双方几至火并。孙坚愤而离去,袁绍则暗结刘表截击,讨董大义已沦为玉玺争夺的闹剧。随后,刘岱杀乔瑁夺粮,公孙瓚北归,曹操东走,袁绍亦弃洛阳而走,浩浩荡荡的联盟落了个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综观其败,十八路诸侯虽举义旗,却无“义心”;虽聚雄兵,却无“雄略”。这场失败的讨伐,不仅预示了汉室不可挽回的衰颓,也为后来群雄割据的乱局埋下伏笔——当共赴国难的誓言敌不过现实利益的算计,历史便只能在一片喧嚣中,走向更深重的分裂与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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