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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和祥林嫂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学形象,有着天差地别的身份、经历和趣味,但是并非没有可比之处,恰恰相反,她们的相似之处很多。 林妹妹自幼丧母,却清高好强,不仅书读得好,诗作的好,就是接受宫花这种礼物也不屑别人挑剩的,为宝玉戴斗笠都要更妥帖才罢休。对爱情的执着,是她真情的流露,不带有任何功利主义的考量,24K的爱情使她累出痴病;祥林嫂第一次丧夫当佣人时,做工没有丝毫懈怠,事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的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这样的女人是纯粹的、24K的,因此失子丧夫之痛才使她不停追问“人是否有灵魂”、“会不会有地狱”、“一家人会见面吗”这类终极问题。可见林妹妹和祥林嫂本质都是真挚、好强、优秀的真情性人,这种人才容易得“痴病”。 林妹妹和祥林嫂,一个在礼教顶端,一个在礼教终端,都是非常自尊自爱的女人。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她们将在各自的位置上度过她们本分的一生。可惜,她们都全然不觉地被命运出卖给了意外。林妹妹与宝玉相爱是意外,她不像尤二姐不知眉高眼低、不懂规矩,她“步步留神、时时在意,生怕一不小心被人耻笑”。即使在闺秀们中间,她也是自爱自尊的典范,当宝玉说“我就是和多愁多病身,你就是个倾国倾城貌”,黛玉不觉带腮连耳通红,顿时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来,还学了混账话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 说到“欺负”两字,早又把眼圈红了,转身就走。在行酒令时引禁书被宝钗捉住审问,素日高傲的林妹妹开始推心置腹地自我批评:“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竞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诚意满满。黛玉的“意外”,是她的感情和身份撞了贾府的“现实算计”。她和宝玉的感情是“意外”萌发的,可贾府要的是“金玉良缘”——薛宝钗背后有薛家的势力,能帮贾府稳固摇摇欲坠的地位,这是明摆着的利益账。林黛玉呢?父母双亡、无依无靠,她的“爱”再纯粹,在贾府“保家族、固权势”的利益盘里,她的存在本身,就成了麻烦,连带着她的敏感、她的眼泪,都被视作“不合时宜”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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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制造”了女性模板? 翻开现代文学史,一个个女性形象跃然纸上——祥林嫂的麻木、娜拉的出走、繁漪的疯癫。我们为她们的命运扼腕,视其为时代烙印。刘传霞教授的《被建构的女性》,正是让我们看清:许多被奉为经典的女性形象,实则是被时代话语与意识形态精心雕琢的。 “女性解放与民族解放同构”,这一进步口号在文学实践中却常成为新式枷锁。女性她们或是等待被救赎的受难者,或是激励男性的精神图腾,唯独不是拥有复杂欲望的自主生命。 在旧秩序崩解时,男性作家通过塑造“理想女性”。而女性的文学命运,无形中也成了时代转型的缓冲带。 想一想祥林嫂。她当然是对封建礼教的控诉,她成了一个标准的苦难标本。再看“娜拉”们。“出走以后怎么办?”新女性的道路常被预设:要么堕落、要么回归,或在革命洪流中找到“新的依附”。书中对“疯女人”与“妓女”谱系的剖析尤为犀利。繁漪雷雨般的爆发,曹七巧被黄金枷锁扭曲的人生——她们的“疯癫”何尝不是对窒息环境最绝望的反抗?而被污名化的风尘女子,其存在本身便是对社会结构性罪恶的无声控诉。 书中的女性,有的被病理化有的被道德化,正是权力维护自身“纯洁性”。即使是母女、姐妹这些本应私密的情感联结,也难逃权力的编码。书中指出,文学中大量的母女冲突,往往是父权通过母亲角色进行规训。而女性间深刻的情感依恋,在异性恋霸权下,或被升华为“姐妹情谊”,或被扭曲为病态,难以获得正当的叙事空间。 《被建构的女性》中的批判醍醐灌顶,当我们为当下流行的“大女主”故事喝彩时,或许该冷静审视:她是否仍困在“爱情至上”或“母职神圣”的牢笼中?她的强大,是否最终服务于另一个更高维度的(商业的、流量的)脚本?我们需要让女性在故事中不仅“在场”,更要“言说”;不仅是承受者,更是充满能动性的创造者;不仅拥有社会身份,更拥有一个复杂、矛盾、拒绝被定义的内心宇宙。 每一个“她”的故事,都不应只是“他”的世界的注脚。重新倾听,重新讲述——当我们看清了那些被建构的模板,或许才能真正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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