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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道:“我一个女人家,总得让我换身衣服吧”敌人略加思索后点头,随后,她从阳台取下一件旗袍。 殊不知那是她的情报信号。 这个人叫萧明华,生于20世纪20年代。 她原本只是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普通女学生,爱读书、喜欢思考,也关心国家大事。1946年,她考进了北师大,认识了中共地下党人朱芳春,一个影响了她命运的人物。朱芳春不仅是她哥哥的好友,更是她人生中引路人。 那个年代的北平,表面平静,底下却是激流涌动。 1947年,“沈崇事件”震动全国,美国大兵强暴中国女学生,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萧明华站在了最前面。她不是为了出风头,而是内心无法接受一个国家的尊严被如此践踏。朱芳春看中了她的坚定,邀请她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那年,她才20岁出头。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加入地下党,意味着你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不是说说而已,是实打实的“从此以后,刀口舔血”。1948年,机会来了。台静农教授邀请她去台湾,从事国语推广工作。这是个公开的身份,但同时,也是一次潜伏的机会。 台湾刚刚“光复”,岛上原本习惯说日语,闽南语和客家话是主流语言,国语的推广困难重重。而萧明华,既有教育背景,又能讲普通话与闽南语,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可她心里清楚,这不只是教学任务。这是一条隐秘而危险的路线:帮助中共建立在台情报网。于是她赴台,在台北落脚,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工作。 她住在一栋不起眼的宿舍楼里。那是一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她和朱芳春以“夫妻”的身份活动,组织讲座,宣传理念,筛选潜在的同志,同时向大陆传递情报。两个月内,六次重要情报顺利送出,影响极大。 可时代不允许他们走得太远。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临近尾声,蒋介石退守台湾。岛内风声骤紧,特务机构对潜在“匪谍”展开全面清剿。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开始。 1950年2月6日深夜,萧明华的门被砸响。特务闯了进来,没有太多废话:“萧明华,跟我们走一趟。”她愣了一下,很快就冷静下来。她没有哭喊,没有挣扎,而是轻声说:“总得让我带身换洗衣裳吧。”语气中没有讨好,也没有慌乱,更像是一个习惯了把事情做妥帖的人,说出的一句话。 敌人看她神态自然,便同意了。她慢慢地走到阳台,取下那件旗袍,折好装进包袱。就是这么一个动作,看起来无害,却成了那场生死较量中她的最后一次反击。 那件旗袍不是普通的衣服。它是暗号,是她与外界约定的信号:一旦旗袍从阳台消失,说明她已经暴露,线被截断,战友不得再来。 后来有人问,为什么是旗袍? 其实很简单。那个年代的女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穿旗袍再自然不过。不显眼,不突兀。而且放在阳台上,也完全合理。可就是这件再普通不过的旗袍,成了她传出的最后一封“信”。 她被关进监狱,278天里,特务对她反复施压、审讯、酷刑。她的手指因刑具长期压迫已经变形,连自己都无法为自己梳头。 可她始终没有开口。情报线没有被断送,组织没有被牵连。她赢了,虽然结局,是死。 1950年11月7日,牢里的灯亮了整晚,大家知道,又有人要走了。她请狱中的一个小姑娘帮她梳头,穿上干净衣服,整理好仪容。凌晨,走向刑场。 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临终演说,她就那么静静地走着,一如她来台湾时的样子,安静,却坚定。 她死的时候,还不到30岁。 她的兄嫂在她的墓前刻下四个字:“白璧无瑕”。 这四个字,很轻,却很重。历史从来不是由那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写就的。更多时候,是这些无名者,在黑暗中悄悄点起一盏灯,然后转身走入夜色。 萧明华,就是其中之一。 她没有在史书里占据太多篇幅,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留下的,不只是一件旗袍,而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我们今天享受的和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由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一点点换来的。 她的旗袍,不再飘在阳台上。但她的信号,我们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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