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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古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 。 惊艳世界的文物 青铜大立人像 :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人像头戴高冠,身穿三层衣,衣上纹饰繁复,双手环握中空,整体形象典重庄严,似在作法。 青铜纵目面具 :造型奇特,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有“千里眼”“顺风耳”之誉。 青铜神树 :Ⅰ号大型铜神树通高3.96米,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组成,采用分段铸造法,使用了套铸、铆铸、嵌铸等工艺。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枝上立神鸟,树侧有龙缘树而下,是形体最大的青铜文物之一。 金杖 :一号坑出土,是已出土的中国同时期金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金杖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包卷在木杖上,一端有长约46厘米的图案,包括人头像、鸟、鱼和箭状物等。 玉璋 :璋是古代重要礼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玉边璋,器身两面线刻有祭祀图案,分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呈对称布局,为研究古蜀宗教祭祀礼仪提供了珍贵资料。 三星堆带给我们的困惑 文明创造者之谜 : 三星堆文明距今4800-3100年,但其创造者至今未知。古蜀地区在当时相对独立,其独特的文化面貌与中原文明差异巨大,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表明其族属来源。 文字之谜 :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上有一些刻画符号,造型比甲骨文更象形,但至今无人能解读。这些符号可能是文字的雏形,也可能只是宗教祭祀用的特殊符号,没有文字就难以直接了解古蜀人的历史、信仰和生活。 青铜文明之谜 : 三星堆的青铜器风格与同时期的商朝青铜器截然不同,充满“科幻风”。商朝青铜器以鼎、簋等礼器为主,造型庄重,而三星堆青铜器造型奇特,充满神话色彩,反映出古蜀人可能有着独特的宇宙观和信仰体系。 三星堆人消失之谜 : 三星堆古城是被有意识地废弃的,没有战乱焚毁和洪水侵袭的证据,原因成谜。有学者猜测可能是政权更迭、气候变迁或资源枯竭等因素,导致古蜀人集体迁徙。 祭祀坑之谜 : 1986年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里面的文物都被精心排列后焚烧过。古蜀人到底在祭祀什么,又为何要将这么多珍贵文物付之一炬,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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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大立人像于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属商代晚期文物(约公元前1200-前1000年),通高2.62米(含基座),人像净高1.8米,是现存同期全球最高的青铜人物雕像,也是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器物之一。 青铜大立人像不仅是“世界第九奇迹”的视觉象征,更是重构中华文明起源叙事的关键坐标。它颠覆了传统对商代文明的认知,证明长江上游存在独立发展的青铜文明体系。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如纵目、巨手)与中原青铜器注重礼器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古蜀文明“神权至上”的社会结构,为研究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大立人雕像既保持人体比例协调,又通过纵目、巨手突出神秘威严,展现古蜀人将写实与象征融合的审美创造力。人像服饰纹饰中的龙纹、云雷纹与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存在相似性,而冠饰、手势又兼具长江流域与东南亚文化的痕迹,暗示古蜀国可能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枢纽,对探索早期中外文明互动(如与印度河文明、东南亚的联系)具有启发性。 三星堆文明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单一叙事。它证明,在商代同期,长江上游存在一个具有独立技术体系(青铜铸造、黄金加工)、宇宙观念(神树、太阳崇拜)和政治结构(神权国家)的复杂社会。三星堆与殷商长期并存且各成体系,证明差异不必导致冲突,而可能形成互补共存。这对今天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具有启示意义。三星堆提醒我们,“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由多线程文明程序编织而成的复合体。承认三星堆的“异质性”,反而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适应性。 传统史学受“文献中心主义”影响,常将文字、城市、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等作为文明的“标准配置”。三星堆迫使我们必须修正这一标准。一个更合理的定义可能是:文明是一个复杂社会为实现其集体目标(如秩序维持、宇宙解释、资源分配)而创造的一整套物质与精神的技术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文字(记忆与管理的编码技术)、青铜(材料与权力的锻造技术)、祭祀(沟通天人的仪式技术)是平行且互补的子系统。一个文明的韧性与适应力,往往取决于其技术系统的多样性与平衡性。 三星堆文明并非“没有文字就低等”,而是发展出了一套足以与“文人性文明”分庭抗礼的 “物质性文明”的巅峰形态。他们用青铜和玉石写下了最壮丽的史诗,用烈焰与泥土完成了最决绝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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