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这句话主要体现了思想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影响的重要性,想要一个国家灭亡,就要先让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文化作为支撑;想要灭掉一个民族,最主要的是让这个民族没有了文化思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了精神内核,就是一盘散沙,就是一群只知道自私自利,毫无家国观念的人群,国家兴旺就失去了支撑点。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时任美国高级情报官员的艾伦·杜勒斯,曾这样说道:“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可以改变的。只有把脑子搞乱,我们才能不知不觉地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才能将从文学和艺术中一点一点抹去他们的历史,使他们的官员肆意妄为,贪婪无度,丢掉原则,丧失信仰。……然后,我们会找到毁谤这些人的办法,把他们搞臭,并且宣布他们是社会败类。让他们成为众人嘲笑和唾弃的对象,从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看这两段话,都不免觉得后背发凉,毛骨悚然。这是地地道道的阳谋,用在治理自己的国家,可以防微杜渐,用在敌国那却充满邪恶的味道。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目前社会上种种的古怪现象,都能在这两段话中找到模糊的影子。这说明,我们国家民族在资本的大举进攻下,已经被腐蚀得不成样子。以追娱乐明星为美,却漠视时代的英雄;娘炮文化流行,让男人失去阳刚雄心;毒教材屡禁不绝,侵蚀民族的未来;人倒无人敢扶,让善良被驱逐;为了一己自私,甘愿委身做间谍;为了金钱,肆意抹黑民族英雄……不用多举例了,这严峻的思想问题,这自私价值观的泛滥,正是敌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的铁证。 好在,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有一颗颗拳拳的爱国之心,有一个智慧,政治触角敏锐的党。近几年,国家打黑除恶,抵制低俗,打击贪腐,逮捕间谍,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提倡良风良俗,宣扬爱国奉献的稳步推进,正是重新让国民正确的“三观”回归的举措。不讲政治,再富裕的国家也会邪恶横行;三观很正的国家,即使不太富裕国家也会众志成城,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教育是我们的未来,坚决不允许任何歪曲的思想对教育指手画脚,肆意扭曲孩子们的“三观”。(2024-10-25晚八时) #变化太大了 #给思想除尘的时候到了#精神内核不能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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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对中国现代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议题,利弊交织,难以简单评判。以下从几个维度进行概括分析: 积极影响 思想启蒙与个体觉醒 五四运动以来,"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入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个人主义、自由平等观念的传播,推动中国人从"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变。现代人权利意识、隐私观念的增强,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启蒙思想的滋养。 科学与理性精神 实证主义、批判性思维的引入,帮助中国社会逐步摆脱迷信与盲从。科学方法论成为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石,推动了技术创新与社会进步。逻辑思维的普及也提升了公共讨论的理性程度。 制度文明借鉴 法治、宪政、权力制衡等理念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参照系。市场经济理论、企业管理模式等经济学思想的引入,直接助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 消极影响 价值相对主义与信仰真空 尼采"上帝已死"的后现代思潮与极端个人主义结合,导致部分青年陷入价值虚无。传统儒家伦理被解构后,新的价值体系尚未稳固,出现道德滑坡、精致利己主义等现象。 文化认同危机 全盘西化倾向曾导致对本土文化的自卑与否定。从"废除汉字"论调到当下的"崇洋媚外"心态,文化主体性的缺失使部分人陷入身份焦虑,传统智慧被边缘化。 社会原子化困境 过度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责任,导致社区纽带松弛、家庭伦理淡化。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输入,也加剧了物质主义盛行与精神生活的贫瘠。 辩证审视 关键在于"创造性转化"而非简单移植。严复翻译《天演论》时强调"信达雅",本身就是中西融合的智慧。今日中国更需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思想的精华——如法治精神需与"德主刑辅"传统结合,个人自由需与"家国情怀"平衡。 真正健康的现代化,应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明新形态。既避免闭关锁国的狭隘民族主义,也警惕食洋不化的文化殖民心态,在文明互鉴中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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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矛盾及其历史影响 王阳明提出的"良知"概念,本质上是一种试图用超自然、超验的依据来构建道德权威的努力。他把良知说成是"圣门正法眼藏",是"不虑而知"的先天道德本体,甚至将其与"上帝的绝对命令"相提并论,试图打造一种绝对真理的体系。这种超验性在理论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方为道德实践提供终极指南,另一方面通过"神启"等隐喻强化权威性。 然而,这种超验性在现实中却遭遇了严峻挑战。王阳明自己也意识到,良知无法统一所有人的思维——"别人怎么看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不着边际"的自信恰恰暴露了理论的脆弱性。当正德皇帝以各种罪名打压他时,良知的"超验性"瞬间崩塌:他虽自诩"操舟得舵",却无法阻止"船翻"的现实——学生被捕、自己被贬,甚至发出"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的感慨,这种无奈恰恰反映了超验依据在现实权力面前的无力感。 这种矛盾在晚明心学发展中愈发明显。王阳明之后,心学逐渐分化为"王门左派"与"王门右派",前者强调"良知现成",后者坚持"良知须修",但无论哪一派,都无法解决"超验性"与"实践有限性"之间的根本矛盾。例如,王畿(龙溪)提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试图将良知与宇宙本体相融合,但这种"超验化"反而加剧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钱德洪(绪山)则强调"良知须在事上磨炼",试图通过实践来验证良知,却无法摆脱"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 王阳明的良知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信仰体系,其"超验性"来源于对"心即理"的绝对信任。他声称"良知无不具足",甚至将良知与"上帝的绝对命令"相等同,这种信仰的"有限性"体现在其无法超越特定历史条件与权力结构的制约。例如,他在江西推行"十家牌法",试图通过基层治理来实践良知,但这种实践却因"军马屯聚""日耗巨资"而陷入困境;他试图通过"祭奠死者""主持厚葬"来凝聚民心,却无法阻止张忠、许泰等权臣的打压。 这种信仰的"有限性"在晚明心学中引发了激烈争论。王阳明之后,心学逐渐与政治权力疏离,甚至被视为"异端"。例如,李贽(卓吾)批判"假道学",主张"童心说",试图打破良知的"教条化",却因"离经叛道"而被下狱;而东林学派则强调"实学",试图通过经世致用来实践良知,却因"党争"而陷入政治漩涡。这些历史现象表明,良知的"超验性"在现实权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其"普世性"也因无法统一天下人的思维而质疑。 #王阳明心学#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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