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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无论在中国考古史上,还是在世界各地载入史册的重大考古发现中,都称得上是绝无仅有、极为奇特的器物。经拼合修复后显示,二号祭祀坑共出土青铜神树6件,其中“大神树”2件,“小神树”4件。一号神树最大,由树干、树底座及树旁的飞龙三部分组成,通高3.96米,树干残高3.84米。古蜀人采用极其高超的青铜工艺和造型技艺铸造了这件充满了想象力的青铜神树,它不仅是考古学上的奇迹,更是一封由古蜀先民以火焰与青铜写就的、寄往永恒时空的密信。 树底座饰以太阳纹与云气纹,象征其扎根于通天神山,连接大地。笔直树干分三层九枝,指向天穹,直观演绎了“地-人-天”三重世界的垂直结构,是沟通人神的天梯。枝头立鸟(残存九只,推测顶端应有第十只),与《山海经》中“扶桑-十日”神话惊人契合,生动表现了太阳鸟在神树间轮流值日、循环运转的时空观。树侧蜿蜒而下的铜龙,为这个静态系统注入动态的阴阳转化之力,暗示着太阳在黑夜中经由地下(龙所象征的幽界)完成回归的完整周期。这棵神树是古蜀精英阶层将抽象宇宙观、天文观测与神话想象,通过登峰造极的青铜铸造技术,进行的一次极其昂贵而精确的物质化呈现。它所承载的,远非装饰或图腾,而是一个文明对宇宙秩序最虔诚的信仰:“时间之信”。 古蜀人将这种依赖升华为一种神圣的契约关系,青铜神树便是这“时间之信”的终极信物与祭祀中心。神树很可能是古蜀文明祭祀仪式的核心,古蜀人用以观测日影、确定时节,并在此举行盛大仪式,以取悦神明,确保时间的秩序(即农业的丰收与社会的稳定)。然而,这种信仰的实践方式代价高昂。三星堆祭祀坑中,神树与众多国之重器均遭砸毁焚烧,这种 “碎器祭祀” 是一种彻底的、不可逆的奉献。它彰显了信仰的绝对纯粹,但也如同一把双刃剑:在强化神权凝聚力的同时,持续消耗着文明最宝贵的物质资源与社会财富。 古蜀文明似乎建立在对“时间秩序”的极致崇拜与物质化再现之上,其神权政治、资源调配、艺术创造都为此服务。这造就了它震撼世界的独特性,也可能埋下了系统刚性的隐患:当环境变迁或资源难继时,高度依赖特定祭祀模式与物质消耗的文明结构,其调整与转型尤为艰难。古蜀文明的“消失”,或许正是这种困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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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大立人像于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属商代晚期文物(约公元前1200-前1000年),通高2.62米(含基座),人像净高1.8米,是现存同期全球最高的青铜人物雕像,也是三星堆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器物之一。 青铜大立人像不仅是“世界第九奇迹”的视觉象征,更是重构中华文明起源叙事的关键坐标。它颠覆了传统对商代文明的认知,证明长江上游存在独立发展的青铜文明体系。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如纵目、巨手)与中原青铜器注重礼器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古蜀文明“神权至上”的社会结构,为研究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大立人雕像既保持人体比例协调,又通过纵目、巨手突出神秘威严,展现古蜀人将写实与象征融合的审美创造力。人像服饰纹饰中的龙纹、云雷纹与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存在相似性,而冠饰、手势又兼具长江流域与东南亚文化的痕迹,暗示古蜀国可能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枢纽,对探索早期中外文明互动(如与印度河文明、东南亚的联系)具有启发性。 三星堆文明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单一叙事。它证明,在商代同期,长江上游存在一个具有独立技术体系(青铜铸造、黄金加工)、宇宙观念(神树、太阳崇拜)和政治结构(神权国家)的复杂社会。三星堆与殷商长期并存且各成体系,证明差异不必导致冲突,而可能形成互补共存。这对今天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具有启示意义。三星堆提醒我们,“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由多线程文明程序编织而成的复合体。承认三星堆的“异质性”,反而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适应性。 传统史学受“文献中心主义”影响,常将文字、城市、金属器、大型礼仪建筑等作为文明的“标准配置”。三星堆迫使我们必须修正这一标准。一个更合理的定义可能是:文明是一个复杂社会为实现其集体目标(如秩序维持、宇宙解释、资源分配)而创造的一整套物质与精神的技术系统。 在这个系统里,文字(记忆与管理的编码技术)、青铜(材料与权力的锻造技术)、祭祀(沟通天人的仪式技术)是平行且互补的子系统。一个文明的韧性与适应力,往往取决于其技术系统的多样性与平衡性。 三星堆文明并非“没有文字就低等”,而是发展出了一套足以与“文人性文明”分庭抗礼的 “物质性文明”的巅峰形态。他们用青铜和玉石写下了最壮丽的史诗,用烈焰与泥土完成了最决绝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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