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不能说是全都成功,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效果往往不如预期的那样。即使这样,说它失败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新法施行起来不免有流弊,然而为当时考虑,总体还是利还是大于弊的。 荆公的人品,自从杨时、邵伯温这些人出来之后,他们对于王安石的污蔑,无所不至,说他是比肩王莽的乱臣贼子,北宋灭亡的元凶,而且还把他们所说的话一一都托给别人,目的是让人相信,于是就有了苏洵的“辩奸”理论,有苏东坡、谢张、张方平作《老泉墓表》这样的文章 ,又有司马光的《日录》《涑水纪闻》等书,都描写王安石的丑态,读起来,数千年来穷凶极恶的小人都比不过王安石了。假使这样的文章果然是出自苏洵、苏东坡、司马光之手(只能说是伪造),那么王安石的晚年,苏轼多次和他交游,向往备至,都可以在东坡集中看到,苏东坡这样甘于在一起的,正是他父亲骂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不近人情为大奸恶的人,而东坡则是被称为稀世异人学贯千古卓绝的行风动四方的人,他明目张胆与其父为难,还能做人子吗?所以荆公的人品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新法,苏轼在元丰年间中的《与滕达道书》中说“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耽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静退意,但以老晚衰病旧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获一对,公之至意,无乃出于此乎?” (译文:我想与你见面谈一谈,我们在施行新法的当初,抱有偏见,以至于有同异的论说。虽说用意是好的,都是忧国忧民,而所说的有错误,很少有符合情理的。现在皇上的品德日见更新,革新取得了大的成就,回顾以往自己所持的意见,更觉得有疏漏。如果改变自己的志向来求进取,本来不能这样做;如果还吵嚷不休,那么忧患会更深。您此行是来表示知错静退的意愿,只以衰老旧臣的心意,想见一见皇上而已,如此恐怕必将有一番对话。您的来意,恐怕就是出于此吧。) 苏轼是元祐年间诋毁新法最用力的人之一,他的上神宗书,被视为诋毁新法的圣经贤传,如同天上的日月般不可更改,而他晚年对于新法的定论却是这样,深深感叹于革新取得的成就。那么熙宁、元丰的政策,必定有超越以往,能使人心悦诚服的地方。 #王安石#苏轼#王安石变法#历史#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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