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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海与天堂:徐志摩对乌托邦的精神病理学洞察 血海与天堂:徐志摩对乌托邦的精神病理学洞察 当整个时代陷入政治狂热,一个诗人如何保持了精神的清醒? 01 1925年春天,一列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坐着一位32岁的中国诗人。 他望着窗外掠过的人群,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些人的脸上,“似乎见不着我们常见的笑容”。他写道,他们仿佛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那种笑容,本该是任何时代、任何土地上的人们都会有的。 这个诗人叫徐志摩。 多年以后,人们记住的是他的情诗、他的风流、他在康桥边的浪漫。但很少有人知道,1925年的这次莫斯科之行,让徐志摩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蜕变——从一个对苏俄抱有同情的浪漫主义者,变成一个清醒的质疑者。 作为精神科医生,当我重读徐志摩在《欧游漫录》中写下的文字时,我发现,他的洞察力不只来自政治智慧,更来自一种对人性的深刻敏感——那正是精神科医生日常工作中所需要的:看穿表象之下的真实,辨识正常与病态的分界。 02 让我们先看看1925年徐志摩在莫斯科看到了什么。 他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得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已经很难见到。健在的重要文学家几乎都离开了俄国。书店里充斥的是政治宣传品,而不是人类文明的经典。 他走在莫斯科街头,看到的是“贫瘠的城市、忧郁的人民、凋敝的文化”。商店倒闭,物价奇高,大学教授们衣衫褴褛、生活窘迫。 但在当时的世界舆论中,苏俄却被描绘成一个光明的国度,是人类未来的希望。许多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为之倾倒,中国知识界也普遍沉醉于对苏俄的浪漫想象。 这种巨大的反差,触动了徐志摩。 他在参谒列宁遗体后写下了那段著名的文字: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这是徐志摩对苏俄革命逻辑的精准概括:为了一个理想中的天堂,可以先制造一片血海。 03 从精神医学的角度看,徐志摩这段话触及了一个深层的心理机制:目的的崇高化如何使手段的非人化变得可接受。 在临床上,我们偶尔会遇到一类病人,他们坚信自己肩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任何牺牲——包括他人的生命——都是必要的、正当的。这种“使命妄想”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让一个人失去了对“正常”与“残忍”的基本分辨能力。 当这种心态从个体扩展到群体、从一个病人扩散到整个社会时,就形成了徐志摩所警惕的“血海”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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