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猪并不娇贵:西域绿洲完全养得起 说“西域环境不适合养猪”本身就是伪命题。 家猪杂食性强,草根、秸秆、糠皮、剩饭、农田下脚料都能吃,对饲料极不挑剔。西域绿洲既然能种五谷,麦麸、谷糠、农作物副产品就足够养猪。 阿斯塔纳古墓出土的猪骨和猪圈模型,已经实证:古代高昌就是用绿洲农业副产品成功圈养生猪的。相比之下,牛羊要大范围游牧逐水草,长距离迁徙带来的草场损耗和水资源消耗反而更高。吐鲁番、尼雅等地长期定居并能养猪,本身就说明:“耗粮耗水、养不起猪”纯属后人臆想。 二、“耗水耗粮”是典型的倒因为果 很多人把西域放弃养猪归因于“环境恶劣、资源紧张”,但这经不起推敲: 猪是圈养定居,就近饮水即可; 游牧牛羊才是长距离迁徙、逐水草而居,对水资源和草场的压力明显更大。 绿洲农业社会更适合的是定居型家畜,猪恰恰符合这一特征。考古证明,当地不仅“能养”,而且“长期养”。所谓“地理环境限制养猪”,其实是事后给后来的变化找的一个世俗化、科学化的借口,而不是真实原因。 三、真正的转折点只有一个:宗教禁忌的植入 从考古和民族志来看: 前期:西域绿洲原住民、回鹘先民长期养猪、吃猪肉,没有任何生理或生产上的禁忌; 后期:随着伊斯兰教传入,依据教义禁食猪肉,饮食结构和社会养殖习惯才发生根本改变。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养不起所以不吃”,而是“因为宗教规定不能吃,所以不再养、也不再提”。 后世不断强调“西域干旱缺水、养猪成本高”,不过是为宗教禁忌披上一层“地理—经济合理性”的外衣,本质是事后强行合理化,并不符合考古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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