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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右商帮”与黔中贸易》    □厐思纯  明代以前,贵州分属于周边的湖广(指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省管辖。境内山高坡陡,交通闭塞,与外界仅有几条小路可通达,水路仅达镇远,故商贾、贩卒经贸来往十分不易而获利微薄,外省来境内经商者寥寥无几。   明洪武四年(1371),为了有效地控制贵州境内的土司,朝廷合水西、水东为贵州宣慰使司,治所设在贵州(今贵阳)。元朝统治时期,贵州交通不兴,境内仅有滇黔、川黔两条驿道及一些山间小路,与周边省份无多大的联系。经元、明两代逐步开发与经营,贵阳通往邻近省份的驿道陆续开通,形成了东至湖南,南至广西,西通云南、北至四川的四大交通线。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为加强与周边省份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的联系,朝廷斥资扩修贵州驿道,疏通水路,为四方商贾入黔贸易奠定了基础。   随着贵州各地城镇建设的加快,商品经济由集市向城镇转移,各府州县商业勃然兴起,各省的商贾、商帮见有利可图,纷纷往来于贵州腹地进行贸易。他们抢滩登陆,设立据点,占据市场,划分势力范围。随着商队群体不断增加、扩大,部分商贾对黔中这块土地产生了感情,于是娶妻生子,落地生根,成为这里的主人。   明王朝扫平天下后,十分在意国内的不稳定因素。鉴于江西地少人多,阶级矛盾日趋激烈,以及贵州土司不时挑战中央等因素,为防患未然,明王朝决定减少江西人口数量与密度,使更多的农民获得耕地,于是将多余人口迁徙到人口稀少、人均耕地较多的湖广和贵州,以此改变当地落后的经济。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于是有了“江西填湖广”及“江西移民黔中”政策的施行。在大形势的影响下,无疑为“江右商帮”转战黔中提供了有利条件……   “江右”之名见于明末清初散文家江西宁都人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其曰:“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江西人聪明睿智,坚忍不拔,团结互助,敢为人先。在生活的驱使下,他们泛舟江河,负贩南北;触须遍迹湖、广、江、浙、闽、冀等省;他们周旋于云谲波诡的商海,游走在尔虞我诈的市场,加之洞悉各地市场行情为经营之道,以追求利润为依归,久而久之,在全国织成了严密的商业网,形成实力雄厚的“江右商帮”,从而跻身于全国三大商帮之列。   明初,江右商帮为贵州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建官署,修卫所,开辟街区,修筑城墙,发展商业贸易,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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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以前,在陕西、四川、湖北、重庆相交的巴山一带有个巴国,巴国紧邻秦国。秦国灭六国以后,巴国也未能幸免,巴国被秦国占领后,开始往南迁移,最终分布在湘鄂川黔四省(重庆、湖北、湖南、贵州)交结的武陵山脉一带,历史上先后称之为板楯蛮、廪君蛮、武陵蛮。巴人一部流入湖南以后,有部分又开始向沅水、澧水(澧州蛮、九溪蛮)扩展,这就是今天慈利、石门二县部分土家族的来源。但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有很多北方人迁往沅澧流域,这时候慈利石门开始有土汉杂居,但在一些山区仍然以土家族为主体。明朝朱元璋在征剿慈利九溪蛮覃垕之后,认为蛮夷不顺朝庭判服无常,于是在该地区设立卫、所、隘这些带有军事性质三级机构,如九溪卫、麻寮所(慈利)添坪所(石门)曲溪隘(慈利)磨岗隘(石门)所的最高权力谓之千户,隘的总管谓之百户。这些所隘驻有数量不等的土丁对蛮区实行军事管制、维护地方秩序,防治蛮区生乱。为尊重民族自治,所、隘、千户、百户、兵厅皆由土民承担,并由皇帝发給千百户铁券以示权威允许世袭。这种体制一直沿袭到清朝雍正皇帝改土归流,卫、所、隘解体,土官也由世袭改为流动任职。在这一时期内尽管战乱不断,土人四迁,但曾经为维护地方秩序作过重大牺牲和奉献的土官百户千户凭着皇帝的钦赐铁券很好地生存下来,这些土司王在数百年之后又繁衍了庞大的后裔,并且保留了某些土家特征及风俗习惯与文化,加之土家多居住在条件相对落后的山区,为尊重土家的文化风俗习惯,区别地加以保护和帮扶,八十年代又重新将土官后裔划为土家族。这就是今天石门慈利土家族的来源,当然,我们又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原始土家族,必竟经过数百年的民族融合,土中有汉汉中有土。而且文化习俗的混合,很难加以区别,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民族融合是件利国利民长治久安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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