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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光4月前
【美哉东平】东平新歌推介:《阮籍骑驴进东平》 阮籍是魏晋之际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司马昭当政时,有一次阮籍说,东平那个地方不错,我想到那里去做官。遂被司马昭委任。阮籍揣了委任状骑着驴,在“咯噔、咯噔”的驴蹄声中来到东平。他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拆了府衙高墙,实行开放式办公,让老百姓直接到衙门里面见官员;第二件,修改繁琐的法令律条,使之简明扼要,易懂易行。仅十多天,就做完了这两件事,又趁此机会观看了东平风光,老先生骑上毛驴便回京城谢任。400多年后的诗仙李白,对阮籍的做法大为激赏,写下了“阮籍为太守,骑驴进东平,剖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的名篇。由此,阮籍骑驴进东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典。 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讲中国文化课的时候,曾专门谈到这个典故,并说特别希望有一天到了东平,能看到“阮籍骑驴到东平”的雕塑矗立在东平显要的位置上!据说全国有6000多万人听了他的课,使这个名典得到进一步传播。 当代著名美术家韦辛夷先生有一年来东平参加梁楷研讨会,也表示特别期待能在东平见到阮籍骑进东平的雕塑,并亲赠东平博物馆“阮籍骑驴进东平”绘画作品。 作为典源地作者,我们为家乡丰厚的历史文化感到光荣和骄傲,据此创作了《阮籍骑驴进东平》歌曲作品。著名企业家、瑞星集团董事局主席孟广银先生富有文化情怀,对这个作品给予了大力支持#校本课程#李白#阮籍 #新歌 #抖音话题热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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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不曾断裂的丝线 若我们沿着时光的河流回溯,会看见中国文人一直在做一件奇妙的事:在不自由的世界里,寻找自由的可能。 魏晋的风很烈。阮籍驾车狂奔,走到穷途便放声痛哭;嵇康在刑场上弹一曲《广陵散》,叹息“于今绝矣”。他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告诉世人:人可以活得像一棵竹子,宁可折断,也不弯腰。那是中国文人第一次如此决绝地宣告——内心的高贵,比身外的荣辱更重要。 但这条路太难走了。于是陶渊明换了一种活法。他摘下官印,扛起锄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不是逃避,而是发现——原来自由不必在远方,就在自家的田埂上,在黄昏的飞鸟旁。他将日常点化成诗,从此,中国文人的心灵有了一处永远可以回去的田园。 到了唐代,李白把个性张扬到了极致。“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活成了所有人不敢活的样子。而杜甫则在破碎的山河里,把一个人的痛苦写成了整个时代的悲悯。他们一在天上飞,一在地上走,却共同为中国文人留下了两样最宝贵的东西:不可磨灭的才情与不可推卸的深情。 宋代有一个人把这些都装进了心里。苏轼一生被贬,黄州、惠州、儋州,越走越远。可他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写下“此心安处是吾乡”。他像一颗种子,落在哪里都能开花。他发现:自由不是选择一个好地方,而是在任何地方都能把心安顿好。这是中国文人最了不起的发明——一种在任何处境中都能获得圆满的精神操作系统。而苏轼不是一个人。他身边有黄庭坚,有秦观,有无数唱和酬答的同道。他们结成了江西诗派,用师承与唱和告诉后人:这条路,可以一群人一起走。诗歌不仅是孤独的吟唱,更是一代代人接力传递的火把。 到了明代,袁宏道说了一句更痛快的话:“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不再追求高远的境界,而是在日常的山水、美食、闲适中打捞真实。原来喝茶、赏花、听雨,都是自由的样子。纳兰性德在清代写下“人生若只如初见”,不过是延续了这缕性灵的余脉。 而那一头,黄宗羲、顾炎武又在学术中开辟了另一条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人可以用知识担当道义,以独立之身介入天下之事。 从竹林到田园,从庙堂到江湖,从书斋到山水,中国文人用两千年走出一条路。他们没有改变世界的走向,却留下了一种活法:在最逼仄的空间里,依然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有精神主体的人。 那条丝线,从未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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