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3月前
我是在一九五一年秋天出生的,在皖北一个靠河的村子里。父亲在我出生前三个月淹死了,所以“父亲”这两个字,对我来说,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 五岁那年开春,母亲改嫁到隔壁公社。临走那天早上,她给我煮了个鸡蛋,说:“建民,你跟奶奶过,娘有空就回来看你。”我点点头,没哭。等抬起头,她已经走到村口,拐过那棵老槐树,再也看不见了。 奶奶那年六十七,眼睛不好。我们祖孙俩靠着生产队的救济粮过活。奶奶教我认野菜,春天挖,夏天捋,秋天晒。冬天最难熬,就靠干野菜掺着红薯煮糊糊。奶奶总说:“建民,等你能挣工分了,日子就好过了。” 我九岁开始挣工分。先是半工,跟着妇女锄草,一天记三分。后来大一点,就跟男劳力挑河扛麻袋,一天记十分。我把粮食扛回家,奶奶摸着我的头,眼眶红红的。 十七岁那年冬天,奶奶走了。出殡那天雪很大,我一个人跪在坟前烧纸,磕完头往回走。走到半路蹲下来,在雪地里哭了很久。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哭。 二十二岁那年,老张叔给我说了一门亲,姑娘叫秀英。见面那天,我穿着补丁褂子,心里直打鼓。她倒是大方,看了我一眼,低了头。后来老张叔传话,说姑娘同意了,就一个条件——得有三间像样的房。 我把攒的钱全拿出来,借了些,自己脱坯烧砖,整整忙了半年,盖起了三间土坯瓦房。成亲那天,秀英穿着借来的红衣裳跨进门槛,我看见她眼角有泪光。 二十四岁,大儿子出生。我给他起名叫根生,希望他能在这村子扎下根。抱着他的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看天上的星星,忽然就明白了奶奶为什么那么难也要把我拉扯大——人活着,总得有个念想。 二十六岁,二女儿出生。秀英坐月子没吃的,奶水不够。我去河里摸鱼,冬天水冷,摸了一下午,摸到三条巴掌大的鲫鱼。回到家手冻得通红,秀英掉着眼泪骂我,我把鱼放进锅里,说:“孩子要紧。” 三十岁分田到户了。我分到三亩地,起早贪黑地伺候。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家里终于能吃饱饭了。八六年盖了新砖房,搬进去那天,秀英煮了红烧肉,两个孩子吃得满嘴流油,我看着他们,心里头满得快要溢出来。 三十九岁,根生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开学那天,我挑着行李送他去学校,三十里山路走了四个钟头。到校门口,他让我回去。我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他已经走进去了,就剩个背影。我在太阳地里站了很久,心里又酸又甜。 四十二岁,根生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通知书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道喜。晚上睡不着,我坐在门槛上抽烟,秀英出来陪我。过了好久我说:“他奶奶要是还在,该多高兴。” 四十六岁,二女儿出嫁,嫁到镇上。送亲那天,我拉着她的手,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她反倒笑着安慰我:“爹,我又不是不回来了。”我点点头,看她上了婚车,拐过那棵老槐树,看不见了。 五十岁,根生结婚,媳妇是城里人。婚礼在省城办,我和秀英坐了好几个钟头的车才到。酒席上我话很少,不知道说什么。回来的路上,秀英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我看着车窗外黑漆漆的田野,心里空落落的。 五十一岁,孙子出生。我们去省城伺候月子,住了半个月。城里什么都好,就是住不惯,楼上楼下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五十三岁,秀英病了,胆囊炎做手术。我在医院陪了半个月,晚上睡在地上。她疼的时候我就握着她手,说说话,她听着听着就不那么疼了。 五十五岁那年冬天,根生打电话说小燕又怀孕了,让我们去帮忙带孩子。秀英收拾东西就要走。我说你去吧,我守着家。她走的那天,我送她到村口,看她上了三轮车,拐过那棵老槐树,不见了。 我一个人过了三年。每天早上煮一锅粥吃一天。中午去村头晒太阳,晚上看看电视早早睡了。睡不着就想以前的事,想奶奶,想秀英年轻的时候,想孩子们小时候。 五十九岁那年春天,我在院子里摔了一跤,躺了半天才被人发现。送到医院说是脑梗,左边身子不太听使唤了。秀英回来说我这样不行,她要留下来照顾我。 六十七岁,我跟秀英说,咱们去根生那儿住吧。她愣了一下说你想通了?我说想通了。其实我没想通,我就是怕了,怕再摔一跤没人知道。 在儿子家住了几年。白天秀英做饭,我就在阳台坐着,看来来往往的人。有时候孙子放学回来喊一声“爷爷”,我就高兴半天。可心里头总是不踏实,像踩在棉花上。 今年我七十四了。身体越来越差,记性也越来越坏。但以前的事反倒越来越清楚——五岁那年春天的太阳,奶奶教我认野菜的早晨,秀英跨进门槛时的泪光,根生背着行李走进学校的背影……这些事像刻在脑子里一样,一遍一遍地过。 前几天晚上,我又梦见奶奶了。她还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坐在门槛上纳鞋底。我走过去喊了一声“奶奶”。她抬起头看着我,说:“建民,你回来了?”我说:“奶奶,我回来了。”她就笑了,说:“回来就好。”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窗外头天还没亮,秀英在旁边睡得正熟。我躺着没动,看着天花板上的影子一点一点变浅。我想,我这辈子好像也没白活——有奶奶拉扯我长大,有秀英陪我到老,有根生他们好好的,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等天亮了,又得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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