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读这首诗,我实在对王安石太好奇了。他为什么要跟我的偶像苏轼针锋相对?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以《泊船瓜洲》为切入点,我慢慢掀开了他的面纱。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他站在瓜洲渡口,回头看。江宁就在江对面,隔几座山就到了。刚离开,已经在想什么时候能回来了。 五十五岁了,推行新法,得罪了很多人。罢相, 复相,又要罢相。他不知道这次去京城会怎样, 不知道新法还能不能推下去。“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他不是在写诗,他是在问自己:我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那个让我安心的地方? 我以前只知道他叫“拗相公”,说他执拗,说他倔强脸黑得家人以为他病了,请来大夫,大夫说是泥太厚。可就是这个人,为了一个“绿”字改了十几遍。 他跟苏轼,一个是变法的宰相,一个是反对的文豪。朝堂之上他们是政敌,很多人说,苏轼被贬与王安石脱不了干系。我先前也是这么以为的。可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命悬一线,满朝文武没人敢说话,是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对皇帝说:“哪有太平盛世还杀有才华的人的?”他不恨他。他从来没有恨过他。 他这个人,明着跟你争,明着跟你辩,朝堂上拍桌子瞪眼,可他从不在背后捅刀子。他不可能害苏轼,因为他连洗澡都懒得洗,哪有心思去算计别人。真正陷害苏轼的,是他以为的朋友, 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他不懂那些,他只知道,这个国家需要变法,他得去做。哪怕得罪全世界,他也要做。 元丰七年,苏轼从黄州调往汝州,特意绕道去看他。那时他住在金陵,听说苏轼要来,穿着便服,骑着毛驴,亲自到江边去接。苏轼从船 上下来,穿着平常的衣服,拱着手说:“我今天敢穿着这身便服来见您这位老丞相。”他笑着回答:“这世上的礼法,哪是为我们这种人设的?” 那一刻,他们不再是宰相和文豪,不再是变法和反对。他们只是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江边, 相视一笑。 那段时间,他们一起游山玩水,一起谈诗论佛。 苏轼跟他说:“早知道你这里这么好,我应该早点来找你,现在都晚了。”他是真的后悔了,后悔没有早一点和他做朋友。他送走苏轼后,跟身边的人说:“不知道再过几百年,还能不能再出一个像他这样的人?” 他不是苏轼的对头,他是苏轼的另一种可能, 一个@在朝堂上死磕,一个在江湖上漂泊。他们走了不同的路,却在终点相遇了。 所以,这个人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也可以在晚年放下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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