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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黑粉”举报为“劣迹艺人”，“大衣哥”朱之文十几场演出被取消。朱之文说，被“黑粉”纠缠多年，每到外地演出，他们就会向文旅部门或主办方举报。是否“劣迹艺人”，要看权威调查结论，不能妄断。但这不妨碍我们思考一个细节：事实还没查清，被举报者的演出机会和声誉，已经受到影响。举报者则隐于幕后，当事人曾向他们喊话，希望站出来对质。其实，举报者与被举报者，在成本和责任上本来就是不对等的。因为举报的目的是发现隐蔽的不当、不法行为。为鼓励知情者提供线索，防止打击报复，举报门槛往往比较低，对举报人的保护力度则比较高。这种不对等，属于合理的制度设计。不过，任何事都不能推向极端。被举报的一方，本就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自证，要承担舆论和心理压力。为避嫌或避险，原有的合作机会也可能流失。假如天平的另一端是正当与正义，这些代价是有必要的。如果举报是随意甚至恶意的，就会给被举报人带来无妄之灾。比如，某“行业协会”的会长，组织人员对其他企业的合格产品反复恶意举报，拖延对方工期；在一些短视频平台，恶意举报甚至形成黑灰产业，25元能举报一个账号500次，1200元可以“让一个账号消失”。恶意举报用极低成本，把他人拖入“被举报—自证—再被举报”的循环中，以达到发泄私怨，扰乱对方生产、生活的目的。这已经不是一种假想的威胁，而是明明白白的现实问题。举报是公器，不能被当成伤人“暗器”。对举报人的保护必须继续坚持，而被举报者的合法权益也理应得到保护，这两件事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确保公器用于捍卫公义。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电商平台、行业协会，都可以探索对恶意举报的反制机制，对不实举报进行分类处置：因信息不足、误解导致的错误举报，应该可以包容；对批量化、模板化、反复纠缠，甚至组织化、产业化的恶意举报，则需要及时识别并采取对策。现实中已有相应的探索，比如，有的从技术上发力，一些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对短时高频、文案雷同、反复撤诉的举报加强预警；有的从机制上着眼，比如推行“听证式”投诉，要求举报不实者承担澄清责任；有的着力提升恶意举报的成本，对以不正当牟利为目的的恶意投诉、虚假举报等，纳入信用监管体系进行规制。举报用得好，能净化某一领域的生态，滥用则会伤人害己。我们乐见隐蔽的问题被揭露出来，但如果有人因举报而遭到误伤，甚至是蓄意伤害，也希望有更多渠道为他们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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