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什么梗

今天分享于华老师难得一见的杂文集我们生活在巨大的落差里。如果说于华老师的小说让我们看见了他眼里的中国社会，那么这本杂文集便是让所有喜欢他的人看见了于华老师本身。 这本书在我看来啊，可以归纳为三个内容。那第一呢，是以我们生活在巨大的落差里为代表的，给他巨大震撼的人和事所带来的成长经历。 第二呢，是他的阅读洞见和写作分析，其中列举了非常多优秀的对他影响深刻的作品。 第三呢，是他的邮寄随笔，还有给儿子的信。那从第一部分开始啊，这一部分大家会解答很多。呃，读者对于华老师的好奇，比如说他回答了为什么他的早期作品 充满了血腥和暴力，这是由于时代特殊的背景给他留下的心里的创伤。而后呢，一个梦又让他停止了对血腥和暴力故事的延续。他不写血腥和暴力了，但是呢，依然写社会的真实，因为他看见了生活的差距。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台采访不同地区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什么样的礼物。北京的一个小男孩狮子大开口就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 而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怯羞羞的说他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里的不 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社会快速的崛起，让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落差里，造成这种不平衡，这是于华老师在揭示社会的差距。 那么在这种巨大的落差里，我们每个人又要如何识得自己呢？他说，他希望我们发展的速度可以慢下来，然后每个人在个人价值和家庭价值之间能够找到平衡。 李玉华老师写下这段话其实已经过去了十多年，那今天我们的社会依旧在大步的向前，落差也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希望而有所减少。 寻找个人价值也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显示出了疲惫不堪。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放弃，因为这是我们卷土重来的那口气里。余华老师在谈到第二部分的写作 和阅读的时候，他列举了很多对他有着深刻影响的作家。他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影响另一个作家的写作。如同阳光影响了植物的生长。 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阳光照耀而生长的时候，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生长，而始终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生长。也就是说，这些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自己，而不是像其他任何人。 在这里呢，余华老师强调了作家的独特性。作家的作品要从独特出发，最终抵达的是普通。 因为文学最神秘的力量就在于让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和不同环境的作品，都能让读者在其中读到属于自己的感受。而在书的第三部分呢，玉华老师留下了他在日 本、南非、英国还有美国以及非洲等地的邮寄随笔。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来看一看，你会觉得这一次余华老师终于没有把悲伤留给别人了，他终于把自己分享给了大家。 而这个他是有深度的，也有幽默的，有幽暗，也有光明的，有清醒，也有温情，也确实是那个值得大家喜欢的余华小老头。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玉华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 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 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 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的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 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 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 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的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 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 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只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 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 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的用眼睛看看而已。 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 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他自己 做错了什么。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 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 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的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 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的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 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 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 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播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的说他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 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他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里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 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 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 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继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 还有李光头和宋刚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 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 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 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捕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 因为我是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