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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穷理”非天地万物自然之理,而是“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之“理”,此“理”是与“义”相和之“理”,“义”即人之所当为,非客观之必然,故此“理”已内含人道价值于其中,故易理是融天地人三才之道于一体之“理”,内含人道价值,非“以万物为刍狗”之“天理”,是以“穷”此“易理”终能“尽性至命”,即可以于卦爻系统之演化中见生命生生之象,体悟生命生生之理,把握自我性命之道。 而伊川之“格物穷理”则是“即物而穷理”,近于现代与西方之对象性理性思维。而西方理性只求物理,不求人性,故其逻辑一贯。而伊川所求则是于对物穷理之中见得天理,再以此天理统摄人性,终至于命,其归宿是“人”而不是“物”。而由物理中能见何样之“天理”,又如何能解决性命之价值问题,本无自在逻辑,故其结论只能出于伊川及其后继者之个人判断,其所谓“天理”终非“天”之“理”,实乃以人僭天,庄子所谓“代大匠斫”,而“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故理学终有所谓“以理杀人”之患。 而伊川陷此理论困境之原因,在于其将《大学》之“格物”与《易》之“穷理”作超出各自文本之外的义涵解读,从而将两个本义不相通之概念解为一体,完全转换其原初语义,形成一个新的概念与新的义涵,而伊川本人却误认为经典本然如此,从而不觉之中,其理学已成原始经典之歧出,自立门户而不知,实有紫之乱朱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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