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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樸廬3周前
经学修正与史学颠覆:中国疑古思想的源流与嬗变 疑古之风,在中国学术史上古已有之,其性质与目的随时代思潮而演变,呈现出从内部修正到根本颠覆的显著轨迹。先秦时期,疑古的萌芽已然显现。孟子在解读《尚书·武成》中“血流漂杵”的记载时,并未直接否定事件本身,而是基于其“仁政”理念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著名论断。他通过对史料的选择性相信,进行了一种道德化的阐释,认为周武王以至仁伐不仁,不应有如此惨烈的战况,这实则是一种为维护儒家道统而进行的“解释性疑古”。及至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虽核心在于经本的真伪与解释权的争夺,但其间对文本来源、字句异同的辨析,已然蕴含了后世文献考辨的雏形。这些早期的疑古行为,大抵可视为儒学体系内部的自我调适与净化。 降及宋代,疑古精神得以系统化与理性化。以欧阳修、朱熹等人为代表的学者,敢于质疑汉唐注疏的权威,甚至对部分经典如《系辞》、《古文尚书》的作者与内容提出疑问。然而,宋人的疑古,其根本目的并非要摧毁经典本身,恰恰相反,是为了剔除他们认为后世掺杂的伪作或曲解,从而更准确地探寻圣人之“道”,为建构新的义理体系(即理学)扫清障碍。他们的工作,是在尊崇圣贤与经典的基本前提下,进行的“厘清、丰富与纠正”,其终极指向是“致用”——为当时的社会与人心提供更纯粹的理论指导。此后直至清代前中期,以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为代表的考据学成就,虽以确凿的证据判定了核心经典的部分“伪书”性质,引发了巨大震动,但其方法论仍是传统文献学的登峰造极,其影响仍在经学范畴之内,可视为传统疑古精神的辉煌顶点。 然而,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尤其是西方实证主义史学与科学方法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疑古思潮发生了质的蜕变。传统的疑古,是在承认经学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为合法前提下的内部修正;而近现代的疑古,则是在现代“科学”审视下,对传统历史叙事的颠覆性质疑。这一转变的标志,便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兴起。他们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从根本上解构了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古史系统,将其视为后世不断追述、叠加乃至虚构的产物。此时的疑古,不再是为了更好地“致用”于当下的道德与社会,而是为了追求一种所谓绝对的、客观的“历史真实”。这种方法论上的革命,使得疑古从一把用以修缮传统大厦的工具,转而成为颠覆历史与文化根基的利刃。#疑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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