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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从定西市出发,沿着天巉公路向东南行驶,大约40公里左右,在马营镇附近的山坳里,有个村庄叫做吕杨村,也称吕家河。这吕家河便是我们的祖籍地,大约是民国初年,我们的太爷从吕家河举家搬迁到如今的陇西县马河镇的年家掌。 @定西吕哥 这就迁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话题,据了解,如今周边许多村庄,包括马河镇、通安驿、福星镇等的很多民众的祖籍都在通渭县,且几乎都是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搬迁而来。据民国地籍档案显示,福星镇70%的土地在1930-1940年间从原住民(或其后裔)转移至通渭移民手中。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集体搬迁的情况?当地原住民到了哪里去了? 我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去探寻一二。。 从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年)到民国马步芳统治甘肃期间,甘肃陇西、通渭一带经历了大规模社会动荡与人口流动,通渭人向陇西的通安、马河镇、福星镇等地迁移的深层原因可从以下几个历史脉络分析: 其一,清末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乱迅速蔓延至甘肃陇西、通渭一带。据《甘肃通志》记载,通渭县城在同治五年(1866年)被回民军攻破,城内“尸骸蔽野,十室九空”。战乱导致原本人口稠密的黄土塬区变成“无人区”,幸存者逃入堡寨、窑洞或深山避祸。 左宗棠平定回乱之后,为恢复经济,强行将逃亡难民(尤其是汉民)安置到荒地较多的区域。例如陇西通安驿一带,因地处河谷平原且堡寨众多,被官府划为移民垦殖区,吸引了通渭、秦安等地流民。 其二、清末至民国的生态崩溃与社会重组。战乱之后,陇中地区水土流失加剧,传统旱作农业难以为继。光绪至民国初年,通渭多次遭遇大旱与饥荒(如1928-1930年“西北大旱”),迫使灾民向邻近的陇西河谷地带迁徙,寻找条件较好的耕地。 其三,1920年代起,马步芳家族逐步控制甘肃,通过苛捐杂税、强征兵役加剧农民破产。百姓被迫迁往陇西马河、通安、福星等沿河谷的集镇,依托商道和相对稳定的农田谋生。 其四,当地原住民的去向,据《陇右近代史》记载,同治回乱期间,陇西、通渭汉民死亡比例高达60%-70%,尤其是塬区村落几近绝户。幸存者部分向河西走廊(如武威、张掖)或陕西关中流徙,部分则躲入甘南藏区(如临潭、卓尼)寻求庇护。 由此可见,从同治回乱到马步芳时期,通渭人向陇西的迁徙本质上是战乱、生态崩溃、经济剥削与族群冲突叠加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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