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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元三年,春寒料峭的长安城,十五岁的白居易携诗卷叩开顾况之门。老诗人一句“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却在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惊叹“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这,成了他与长安诗意缘分的开端。 少年白居易栖身长乐坊茅屋,窗外修竹轻摇,似在低吟。他在《养竹记》中以竹自喻,这方寸之地,成了他精神的栖息之所。曲江池畔,他挥毫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春风拂过,诗名远扬。 元和二年,白居易踏入大明宫,紫宸殿的琉璃瓦映着绯红官袍,他站在权力中枢,起草制敕,尽显担当。然而,直言进谏让他陷入风波。力谏王锷不可授平章事、反对宦官吐突承璀为招讨使,他的笔锋如剑,刺破阴云,却也惹得龙颜大怒。这些经历,化作《观刈麦》《卖炭翁》中的悲悯与控诉。 长安四季,在白居易笔下成诗。春日“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秋夜“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即便被贬江州,仍追忆“曲江水满花千树”。被贬的丁忧岁月,他在渭北乡村写下《村居苦寒》,却仍怀“丈夫贵兼济”之志,入世与出世的矛盾,恰似长安城墙,承载着盛世的繁华与乱世的沧桑。 粟特商人带着他的诗稿穿越沙漠,诗作在西域集市传诵,成为文化信使。白居易得知后轻笑,欣慰于文化的传播。 如今,站在西安交大东亭遗址,似能听见他与友人把酒言欢;漫步曲江池畔,似能触摸他题诗的青石。长安月光依旧洒在大雁塔,白居易的诗魂,已化作长安永恒的文化基因,在时光中流淌,诉说着那段关于长安与诗歌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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