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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表乱弹琴,一起看历史 北宋三帝——英、神、哲 第十一段 谥号后的无尽漩涡(1/5),古代大臣最顶级的谥号是什么? 文正,是的,就是文正。 可是,从宋朝开始,到清朝结束,大臣中还有一个更稀缺的顶级谥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对谥法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皇帝驾崩以后,会对他的功过是非,给予一个谥号,比如文皇帝李世民,文就是他的谥号,“经天纬地曰文”,除了高皇帝的高字,文就是皇帝谥号中最顶级的存在。 而皇帝对大臣身故后,一般也会赐谥号,在宋朝以前,不能说杂乱,但单字,双字都有,比如秦叔宝,谥号为“壮”,“威而强毅曰壮”,可是,自宋仁宗朝开始,大臣的谥号基本就用两个字了,比如最顶级的谥号文正,范仲淹就获此殊荣,后世称为范文正公。单字谥号,基本上只会给到皇帝和一些皇族王公了,也算是泛义上君和臣做一个区分。 可是,回到前面提到的问题,既然文正是大臣最顶级的谥号,怎么又说还有一个更稀缺的顶级谥号呢? 因为这个谥号是“文”,看清楚,单字谥号,而且又是最顶级的“文”这个字。 而且,宋朝,宋仁宗以后,到清朝结束,只有两个大臣获得了这个谥号,一位是理学大宗,一家之言影响千年,被称为“朱夫子”的朱熹,谥号为文,也被称为“朱文公”;另一位则是早于朱熹一百多年,差点被定性为佞臣,为理想不惜得罪众人,但个人私德无可指摘,文学造诣更是至臻化境的“拗相公”,王安石,“王文公”。 #历史 #人文星闪耀计划 #顶级 #稀缺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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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谥号表示了后世的认可程度。苏轼谥号文忠,属于文臣第二等。 第一等是文正,北宋谥文正只有两人,司马光与范仲淹。王安石谥号文,属于超一流的谥号。 先别急着用谥号给历史人物“贴标签”。北宋谥号体系里,“文”字单谥有多稀罕?整个宋朝,仅王安石(神宗朝谥)与朱熹(南宋追谥)获此殊荣。 神宗力排众议赐“文”,只因王安石是他变法蓝图的“总设计师”——这谥号里,既有帝王对改革的站台,也藏着王安石与皇权深度捆绑的政治密码。 反观苏轼,谥号文忠,虽未登顶“文正”,却在民间闯出另一番天地:他贬谪黄州时写下《赤壁赋》,让长江水成了文学的意象 在惠州发明“东坡肉”,让美食成了文化符号;甚至连海南儋州的黎民,都记得他教当地人打井、办学的身影。 老百姓不看谥号等级,只认“东坡居士”的烟火气,这何尝不是一种更鲜活的“成就认证”? 再看历史评价的多面性。王安石的“文”谥,在南宋后成了争议漩涡:朱熹斥其“坏人心术”,陆九渊却赞其“英特迈往”。 而苏轼的文忠,随着时间沉淀,愈发成为文人精神的图腾——乌台诗案中他绝境求生,黄州贬谪时他与渔樵对饮,这种“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豁达,比任何谥号都更具生命力。 就像现在,王安石变法的利弊仍在学界争论,而苏轼的《水调歌头》早已成了中秋标配的文化记忆。 前者是政治舞台的“硬实力”,后者是文化长河的“软实力”,本就分属不同维度,硬要拿谥号比高低,反倒矮化了历史的厚重。 更耐人寻味的是谥号背后的时代语境。司马光谥文正,是旧党对“祖宗之法”的捍卫 范仲淹谥文正,是士大夫“先忧后乐”精神的具象化;王安石单谥文,是神宗朝改革派最后的“荣耀勋章” 苏轼谥文忠,恰是对他“以文载道、以忠处世”的注解——仕途颠沛却笔耕不辍,朝堂失意仍心系苍生。 这些谥号,与其说是成就排名,不如说是历史给不同人生的“注脚” 有人活成了制度变革的推动者,有人活成了文化传承的播种者,谁又能说清谁的光芒更耀眼? 说到底,谥号是冰冷的符号,成就却是滚烫的人生。王安石的变法,让北宋财政体系焕发新机(如青苗法、市易法对市场经济的早期探索) 苏轼的文字,让中华文化多了“一蓑烟雨”的诗意与“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豁达。 他们的交集更值得玩味: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苏轼路过时登门拜访,两人煮茶论诗,笑谈“同为世间客,何必论短长”。那 一刻,谥号的等级、变法的恩怨,都化作金陵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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