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藤:《子路》第二十 士的精神与演变 #本原儒学 #阅读经典 #论语 #礼乐教育 #传统文化 我们继续读《论语》。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这一段虽然较长,但内涵丰富。子贡问孔子:怎样的人才可称为“士”?此处的“士”已不单指官职,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道德、有气节、有人格的人。 孔子首先提出,“士”的第一等标准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所谓“知耻”,即人做事要懂是非、知荣辱。如果被委以外交使命,能够不负所托,这样的人就配称为“士”。 子贡追问次一等的标准。孔子说,若宗族称赞其孝顺,乡里称赞其友爱兄弟(“弟”同“悌”),也可算作“士”。 子贡再问第三等。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我们常引“言必信,行必果”为美德,认为说到做到是高尚品格。然而孔子将其列为第三等,并评价“硁硁然小人哉”。需注意,此处的“小人”并非指品德低劣,而是说其见识、认知有限。“硁硁”形容固执、不知变通的性格。 为什么“言必信,行必果”反被指认知不够?关键在于儒家强调“权变”。孟子曾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言行应以“义”为根本标准。若不分是非对错,只因承诺过就盲目行动,例如朋友求助打架就不分青红皂白出手,或因环境变化诺言已不合情理却仍机械执行——这种只讲信用而不辨道义的行为,正是“硁硁然小人哉”所指。 孔子并未否定“言必信,行必果”的价值,而是指出若缺乏“义”的约束,它便沦为低层次的坚守。因此,他将这种人列为“士”中第三等,说“抑亦可以为次矣”,即勉强可算,但层次不高。 总结来看,我们既不应只取“言必信,行必果”而忽略其后句,也不该因“小人哉”就全盘否定。正确的态度是:在以“仁”“义”为前提时,“言必信,行必果”是高尚品德,可成就第一等的“士”;若脱离道义,固执于言行一致,则只是低层次的士,甚至可能因认知局限而犯错。 这段话的精髓,正在于对“信”与“义”关系的辩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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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铁血担当与躬身践行的守义之路。 曾国藩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绝非空泛的道义标榜,而是镌刻于骨血的铁血担当与步步践行的生命实践,在晚清乱世的危局中尽显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底色。 晚清之际,太平天国战火席卷半壁江山,儒家伦理纲纪荡然无存。曾国藩以一介文臣临危受命,白手起家组建湘军——初战靖港便遭遇惨败,战船焚毁过半,军心涣散至极点,他羞愤交加投水自沉,被部下救起后仍上疏自请治罪,却未丝毫动摇平乱之志,转而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隐忍重整旗鼓,每日督练军队、复盘战术 ,终在湘潭之战扭转颓势。 祁门被困之役更见其决绝:彼时湘军被太平军四面合围,粮道彻底断绝,外援全失,被时人视为“死地”。曾国藩早已写下遗嘱,将后事托付妥当,帐外炮火连天,帐内仍从容部署防务,誓要“以一军维系东南半壁,守土有责,万死不辞”,最终凭借精准调度与将士死战,硬生生撕开缺口突围而出。 即便深陷多重权力困局——咸丰帝既倚重其平乱,又忌惮湘军势力坐大,屡加掣肘;湘军内部诸将意见不一,粮饷筹措艰难,纷争不断——他仍以“守义”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围剿太平军时,坚持“克城以肃清流毒、维护纲常为要”的铁血策略,即便被斥“残酷”,亦坚信此举是为守护儒家伦理秩序的根基;处理天津教案时,内遭士绅唾骂“卖国”,外受列强逼迫施压,两难之际仍以“社稷安危为重”,委曲求全促成和议,以个人声名受损的代价,避免国家陷入更大战乱。 这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守义之举,正是对其“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人生信条的极致践行——于绝境中不退缩,于困局中不妥协,以主动扛起道义大旗的进取姿态,诠释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真正内涵。 #曾国藩 #曾国藩处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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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人为何如此关心国家大事?为何都是野生战略家? 中国男性对国家大事与国际政治的普遍热忱,并非“咸吃萝卜淡操心”,而是历史传统、文化心理、现实利益、社会功能与技术变革共同塑造的独特文化现象。 一、历史渊源:士大夫精神的全民化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将个人价值与国家命运绑定。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士大夫精神的典范。这一精英伦理通过《三国演义》《岳飞传》等民间文艺下沉至大众。明末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将关心国事从士人义务扩展为全民道德责任,使普通男性获得“精神编制”,形成代代相传的政治参与意识。 二、文化心理:“家国同构”的内在逻辑 中国传统视“国”为“家”的放大,“家国同构”使男性以家庭责任感投射于国家事务。国家如“家族企业”,个体虽无决策权,却自认是“精神股东”,福祉与国运休戚相关。加之中国历史本就是一部宏大史诗,长期浸润催生了“大棋局”思维,使普通人习惯以战略视角解读世界,甚至内化出类似《孙子兵法》的集体谋略本能。 三、现实考量:不可脱钩的利益绑定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国家是唯一且不可退出的生存共同体。高昂的全球流动成本、深厚的乡土情结与祖先崇拜,使其命运牢牢锚定于本土。因此,国家政策与国际局势直接关联个人生计:美国加税可能致工厂裁员,产业扶持预示就业方向,汇率波动影响留学海淘。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集体创伤,更强化了对国家强大与稳定的深切渴望——这本质是关乎饭碗的生存智慧。 四、社会与心理功能:价值补偿与情绪出口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常感无力。谈论国家大事提供低成本的心理补偿:指点江山时,普通人化身“战略家”,获得现实中缺失的掌控感与智力优越感。它也是男性社交的“硬通货”,可快速建立认同、探测价值观、打破隔阂。同时,面对房贷、教育、职场压力,宏大叙事成为“心理避风港”,将个人焦虑安全投射于外部议题,实现有效的情绪宣泄。 五、时代催化:教育奠基与技术放大 国民教育体系提供了共同的知识框架与历史记忆,确保公共讨论在同一话语系统内进行。移动互联网则极大降低信息门槛,算法推荐不断强化用户对政军议题的兴趣,形成“信息茧房”。社交媒体更赋予每个人“赛博军师”的表达舞台,激发全民参与热情。 这一现象体现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与社会凝聚力,是国家发展的民意基础。但亦需警惕滑向空谈、情绪化或观点极化。#中国男人 #野生战略家 #爱国主义 #家国同构 #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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