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烟水里,终似风雪弄少年。那年那月那日子之十 2026年春节款款而来。 记忆中的年,也从一声声清脆的炮响里醒来。 对于懵懂孩童,年味最浓烈的诱惑,莫过于“噼里啪啦”的鞭炮炸响——那是新年的鼓点,快乐的源头。然而,家境拮据像道温柔的栅栏,圈囿着这份渴望。父亲是铁路工人,过年依旧辛劳,带回来的往往是薄薄一两包小炮,每包一百响,红纸卷得紧紧,像收拢了一整年的期盼,郑重递到我们手中。 母亲有条雷打不动的规矩:大年初一天未亮,寒气砭骨时,饺子下锅后,必须整串点燃鞭炮,不许拆开零放。她说,只有一气呵成的爆裂,才能驱散晦气,护佑全家平安;拆散了,威力散,福气便不完整。 于是,我捧起那串“希望”,走入清冷院中。火柴划亮,引线“嗤”地燃起,刹那红光迸裂,纸屑纷飞,硝烟如热烈的云腾起。急促的爆响,仿佛要把沉睡的冬天从冻土深处震醒。炮声歇,余音嗡鸣,硝烟味久久不散。母亲已捧起第一碗饺子,蒸气模糊了她虔诚的眉眼。她在屋子门口、窗前、四角缓缓走过,喃喃着对天地神灵、远去祖先最朴素的祈愿——无非风调雨顺,家人安康。仪式完成,我们才围坐桌前,让新年的第一口温热,熨帖馋瘾难耐的饥肠。 母亲轻声嘱咐:“吃完,赶早去给街坊的几个老寿星们拜年。”话语里有对传统的恪守,也有对晚辈的叮咛。年年岁岁,仿佛一幅定了格的画。 可我过大年心底最痒的渴望,是三十晚上看别人家孩子,从鼓鼓囊囊的衣兜里变魔术般掏出各式炮仗。他们出没于各条胡同里,或蹲或立,在夜色里点燃“麻雷子”,或用力掷“摔炮”——“啪!”一声脆响,火光映亮得意洋洋的笑脸。那光芒,在我眼中比夜空任何烟花都绚烂,让我羡慕嫉妒心跳不已。 众多春节记忆里,在正太街租房度过的那个年,最为刻骨。那年父亲工资发得格外迟。我每天跑到胡同口老槐树下,踮脚眼巴巴望着新建街方向。北风如刀,割红鼻尖耳朵,我却像小哨兵般固执守望。每当看到父亲被寒风裹挟的略显佝偻的身影,想问的话冲到嘴边,又被更深的胆怯压回——怕那点火光般的期盼,被一句“还没发”吹灭。 父亲早前许诺:“等发了工资,就给你买炮,让你过足瘾。”这句承诺,像粒深埋的种子,在我心里生根抽芽,带来甜蜜的焦灼。 终于,在年三十清晨。我默默跟在刚下夜班的父亲身后,走回那间简陋却温暖的小屋。父亲卸下厚重棉袄,从怀里最贴近心口的位置,小心翼翼掏出一个用旧报纸包裹的小小“方砖”。递给我时,他脸上有如释重负的淡淡笑:“拿着,去玩吧。” 我屏住呼吸,伸出双手,像承接圣物,又像捧住整个易碎的春天。那份量,那隐约透过红纸传来的微涩硫磺气息,让我的心跳声大得盖过一切。那时我不懂“激动”为何物,只觉得手里这小包物事,让灰蒙蒙的清晨骤然明亮辉煌。 “快,放到外面窗台上冻一冻。”母亲的声音在一旁响起,“鞭炮越冻越响,炸开的红纸花也越鲜亮喜庆。”她对此深信不疑。那时,一包一百响的鞭炮售价一毛五分,对铁路工人家庭,是笔需掂量的开支。 为了能尽情“零放”,从年三十到初一,只要听见巷子里哪家响起整挂“火鞭”,我和伙伴便如听见号令的小兵蜂拥而去。硝烟未散的“战场”上,红纸屑厚厚铺了一地,我们在碎屑中仔细翻找侥幸未爆的哑炮或引线燃了一半的“漏网之鱼”。每有收获,便如获至宝,小心揣进口袋。哑炮从中折断,露出黑色火药,用香一点,“嘶嘶”喷出耀眼金花,也是别样快乐。完整炮仗则成炫耀资本,在巷子口、院墙下,“啪”、“啪”地一声声炸响着童年最朴素喧闹的欲望。 每逢过年,能吃上白面肉馅饺子,能放几挂鞭炮,是少不更事的我对“幸福”最具体的想象。 然而,妈妈却是这几天最忙碌沉默的轴心。父亲三班倒,过年无休,回家常需沉眠缓解疲惫。偶尔闲暇,他去有收音机的工友和老乡家听几段高亢豫剧,在《穆桂英挂帅》《李天保吊孝》唱腔里寻片刻属于他自己的欢愉。 所有年节重担,无声落在母亲肩上,尤其是那顿宣告团圆的年夜饺子。没有现成肉馅,一切从“无”到“有”。整块猪肉在案板上一刀刀细细斩作茸泥;白菜韭菜切得匀整如米粒;葱姜末、酱油香、香油光,在她手里和谐交融。然后和面、擀皮,一张张圆如满月的皮子在她指间飞旋。为了一家六口,她从年三十清晨站到深夜。昏黄灯下,她微微弯下的背影,和着面团与案板接触沉稳的“咚咚”声,是除夕最深沉的伴奏。那一盖帘一盖帘整齐列队的饺子,是她用时光和耐心码起的洁白丰碑。 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对家务懵懂无知。弟妹们更是幼小,帮忙往往成了甜蜜“帮倒忙”。 但母亲总会赋予我一件专属且充满仪式感的使命——贴对联。无论年三十风多凛冽,在胡同里号叫得多凶,这件大事非我莫属。 我老早用铁勺在炉上熬好浆糊,小麦香气混着柴火气,是嗅觉里的年味。然后,踩上吱呀木凳,一手端碗,一手执刷,将温热浆糊涂上门框。弟妹们在下面,像一群殷勤的喜鹊递上裁好的红联。我则庄严接过,对齐,抚平,将那份墨写的祝愿稳稳贴上家门。 说来也怪,我仿佛无师自通,老早就能辨清上下联平仄,从未贴错。“贴对联必须是你,你是老大,又是男的。”母亲简单话语,在我心里种下了属于“长子”的责任与荣光。 唯有一次,年三十我贪玩几乎忘了时间。跑回家时,夜色已浓,零星爆竹声已开始试探性响起,旧年将尽。母亲没有责备,只是默默指了指桌上那两卷尚未展开的红。她还在等,等我回来完成这个仪式。 那个年三十儿的夜风格外大,吹在脸上像冰冷砂纸。夜空被“二踢脚”和早放烟花炸得忽明忽暗。在震耳欲聋的炮声间隙,我和母亲匆匆走到门外。我踩上凳子,手指冻得不听使唤,浆糊也结了冰碴。母亲在一旁,用她同样冰凉的手,稳稳为我端着碗,还时时伸手帮我扶正对联摇晃的一角。礼花在我们头顶不断绽开,绚丽瞬息的光,将我们母子依偎的身影一次次投在墙上,拉得很长,又缩得很短。我们就在这光与声的交响中,在岁末最凛冽的寒风里,终于将那抹鲜艳的红,妥帖安放在了门上。 那是我几十年来贴对联最晚的一次。那晚的冷,钻心刺骨;那晚的炮声,震耳欲聋;那晚母亲在烟花下静静端碗的身影,却温暖了我此后的所有寒冬。 从此,每逢春节,我家对联总在年三十上午前便已工工整整贴好。只是身旁,已没有了母亲身影。换成了女儿、女婿,和已长得高大的外孙。 当我仰头,抚平红纸上漆黑光润的字迹时,总会有一瞬恍惚。浆糊的微酸气息,混合着新墨的清香,刹那间将我带回那个遥远的夜晚——寒风依旧在记忆的胡同里呼啸,母亲的手温,似乎还留在碗边。那“噼啪”的炮声,并非来自窗外,而是从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一声一声,清脆传来。 原来,每年贴上的,不止是两行吉祥的对仗。更是我对父亲母亲,对那个清贫却饱满的岁月,最深长、最诗意的回望。 这门楣上的一方红色,是我每年一次,与童年和少年岁月最郑重的重逢。#生活#历史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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