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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大旱与大瘟疫 1640—1643 年的“崇祯大旱-大瘟疫”是明末灾害链的顶点,其规模与冲击在中国近五百年史上极为罕见,可概括为“三灾同发、三省(陕-晋-豫)最惨、社会崩溃”。 一、旱灾:持续 7 年的极端干旱 时间轴:1637 自陕北发端 → 1638 扩至皖苏 → 1640 进入极旱高峰 → 1643 才略缓解,1646 在湖南收尾。 空间与强度:20 余省(市)受旱,黄河-海河流域为重灾区;河南连旱 7 年,1640 全年降水不足 300 mm,生长季 5–9 月不足 200 mm,比 1959–1960 年“三年自然灾害”还低。 地表水系统崩溃:山西汾水、漳河枯竭,河北“九河俱干”,白洋淀涸底;沙尘暴频现,临汾“风霾不息”。 农业绝收:禾苗尽枯,草木、兽皮、虫蝇、石面皆被吃光,多地出现“人相食”。 二、蝗灾与饥荒:旱后连锁反应 旱后地表升温快、河床裸露,为蝗卵孵化提供理想条件,华北、华中相继“飞蝗蔽天”。蝗群食尽残麦、草根,把旱灾直接推向全面饥荒。崇祯十三年(1640)后米价由每石 1 两暴涨至 3–5 两,大批村庄抛荒,晋冀鲁豫“十室九空”。 三、大瘟疫:鼠疫-饥荒-流民循环 病原与传播:长期干旱使鼠类向人居区觅食,带菌跳蚤随鼠-人-衣物-流民向南、向北扩散,形成明末“大鼠疫”。 时间高峰:1640–1643 年正值旱灾最烈,也是鼠疫死亡率陡升期;1643 年北京“疙瘩瘟”(腺鼠疫)暴发,城内 2 个月死亡约 20 万,死亡率≥40%,“计数凡二十余万”。 区域死亡:华北三地(京畿-山西-陕西)在万历末至崇祯间因瘟疫死亡约 1000 万;甘肃一些州县旱-疫叠加“死人达 80 %以上”。 四、社会-政治后果 经济崩溃:农业绝收、赋税无着,朝廷仍加派“三饷”,大批自耕农沦为流民。 农民战争:陕晋“人相食”区正是李自成、张献忠队伍的核心兵源,1640 后“秦晋流寇”迅速坐大,1644 年攻入北京,明朝灭亡。 人口损失:综合旱、蝗、疫、战乱,1630–1650 年华北人口锐减 30–50 %,形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衰败局面。 简言之,1640–1643 年的崇祯大旱-大瘟疫是“小冰期”极端气候与脆弱农业社会叠加的典型案例,其“旱-蝗-疫-乱”连锁反应不仅夺去千万生命,也直接敲响了明王朝的丧钟。 #明末瘟疫 #崇祯 #大旱 #瘟疫 #小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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