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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先进篇》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季子然问:“ 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 子曰:“ 吾以子为异之问,曾(zēng)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曰:“ 然则从之者与?” 子曰:“ 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译文】 季子然问:“ 子路,冉求,可称得上是大臣吗?”孔子答说:“” 我以为你要问什么人,原来是子路与冉求两人。所谓大臣,是要以正道来事奉国君,国君若是不能接受,就应该辞官不做。现在子路和冉求,只具备臣属的条件而已。” 季子然又问:“ 那么他们会完全听从季氏的话了?” 孔子答说:“ 弑父弑君的事,他们也不会听从的。" 【主旨】 孔子表明对权臣的严正态。 【引述】 孔子认为大臣与具臣有所不同,能够以道事君,才有资格称为大臣,否则只能算是备位的臣子。 君有义,臣才可以义相合。君如不义,臣便丧失事君的意义。以道事君,主要在辅助君有义,使其名实相符。如果做不到,可以辞职。若有现实上的困难,不妨留任,做一个消极的具臣。无论如何,像弑父与弑君这样的事情,是为臣最起码的底线,绝对不能够服从。 【生活智慧】 (一)君和臣的关系,并不是支配与服从、领导与隶属、反抗与压制的关系。君的任务,在承受天命,受民托付,来管理人民的事务。臣的职责,是辅佐君实现这种道德责任。 (二)君臣都有义,当然最好。若君不义,臣应该求去。如臣不义,必然受到刑罚。君臣以义为重,是百姓的福气。 (三)臣有臣的品德修养,然后才看臣的才能,给予合适的职位,这种德本才末的评量标准,现代亟待恢复。 【建议】 不论打算在哪一种行业求发展,都应该以修养品德为根本。#论语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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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说秦王 #古文观止 范雎至秦,王庭迎,谓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义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   是日见范雎,见者无不变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请,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   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雎谢曰:“非敢然也。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于吕尚,卒擅天下而身立为帝王。即使文王疏吕望而弗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臣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以陈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问而不对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五帝之圣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伯之贤而死,乌获之力而死,奔、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于蔆水,无以饵其口,坐行蒲伏,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庐为霸。使臣得进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说之行也,臣何忧乎?箕子、接舆,漆身而为厉,被发而为狂,无益于殷、楚。使臣得同行于箕子、接舆,漆身可以补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尽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保傅之手,终身闇惑,无与照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   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僻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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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数百言的《前出师表》,从来不止是一篇临北伐前呈给后主的奏疏,而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志于道”精神的极致文本,是跨越千年仍能叩击人心的理想主义宣言。我们今日怀念诸葛亮,绝非追捧《三国演义》中“多智近妖”的神化谋略,而是在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中,触摸到中国文化里最珍贵的、超越功利的价值内核,读懂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勇与赤诚。 在后世文艺叙事中,隆中对里那个羽扇纶巾、谈笑风生的军师,是理想主义最鲜活的起点。正史之中,他本可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却因先主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将一生与兴复汉室的天下大义深度绑定。此时的意气风发,是知己相逢的释然,是平生所学终有托付的笃定,是对“道”即将践行的期许。而白帝城托孤之后,那个挥洒自如的军师,成了后世文艺作品里总在垂泪的丞相。挥泪斩马谡的痛惜,北伐无功的长叹,五丈原上那句令无数后人泪目的“悠悠苍天,何薄于我”的悲鸣,从来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儒家“义命分立”精神的极致展现——明知天命有常,汉室难兴,却依然以一己之力对抗时代洪流,将“尽人事”的坚守,践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曾提出,文化记忆的核心,是那些超越历史语境、能为后世提供稳定价值锚点的符号。诸葛亮,正是这样一个贯穿千年的中国文化核心符号。千年来,陆游以“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咏其孤忠,杜甫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叹其遗恨;时至今日,成都武侯祠静远堂前仍有不绝的鲜花,相关视频里满屏“丞相保重”的弹幕,甚至那句将家国托付化作烟火日常叮嘱的家常版《出师表》,都证明诸葛亮的精神,早已从庙堂正史的记载,下沉为中国人日常伦理中的价值共识。我们在功利化的时代里怀念他,本质上是对工具理性的温和反抗,是对一诺千金、知行合一的品格坚守,是对纯粹理想主义的集体回望与精神共鸣。 这篇流传千古的《出师表》,写尽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一生。他最终没有完成兴复汉室的夙愿,却以一生的践行,完成了对心中“道”的绝对坚守。千载之下,锦官城外的松柏依旧苍劲,我们依然会为那个秋风五丈原里的丞相动容落泪。只因我们怀念的,从来不是一个被神化的智者,而是那个在礼崩乐坏的乱世里,依然守住初心、燃尽一生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孤忠与赤诚,早已化作中国文化的精神底色,在每一个坚守本心、奔赴理想的人身上,永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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