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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体制改革是党政分开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 “政治体制改革”又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应该看到,政府机构庞大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互相扯皮,也是形成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下决心对政府工作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作为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支持厂长、经理负起全面领导责任。只有党政分开才能使党组织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全党同志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高高兴兴地投入这场改革,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政治体制改革”又说,为了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并使行政管理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必须加强行政立法,为行政活动提供基本的规范和程序。要制定行政诉讼法,加强对行政工作和行政人员的监察,追究一切行政人员的失职、渎职和其他违法违纪行为。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促进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保证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当家作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维护全社会安定团结。目前,侵犯群众权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必须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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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之中,蜀汉向来以“地狭民寡、国力最弱”的标签被置于魏吴之后,但若从政治史、制度史、边疆史与文化史的多维视角审视,这个仅存42年的偏安政权,实则是秦汉魏晋历史转折中最具范式意义的特殊存在——它不仅是东汉王朝的法统延续,更是中国古代史上首个以“偏安之体”承载“大一统之志”,以制度实践与精神坚守深刻塑造中国政治伦理与文化记忆的政权。 从政治合法性建构而言,蜀汉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在汉魏禅代的历史节点重构了“正统”的评判标准。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明确指出,曹魏以“禅让”获中原法统,而蜀汉以“汉室苗裔”承王朝血脉,首次将“血缘道统”与“政治伦理”置于“中原地理正统”之上,为后世东晋、南宋等偏安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叙事的核心范式。刘备“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立国纲领,绝非单纯的政治口号,而是在世家大族主导皇权更迭的乱世中,对“汉”这一政治符号的坚守与再造,为乱世中的皇权传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在国家治理层面,蜀汉是寒族政治对东汉门阀政治的一次颠覆性实验。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将诸葛亮治蜀的核心,总结为以“法治”消解“客主矛盾”:面对荆州集团与益州本土集团的利益对立,诸葛亮摒弃东汉以来的门阀取士逻辑,以“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制度设计打破地域与门第壁垒,构建了“循名责实、赏罚必信”的官僚体系。其盐铁官营、锦官专营的经济制度,与“以攻为守”的国防战略,让仅有一州之地的蜀汉数十年间对曹魏保持战略攻势,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小国制衡大国的罕见案例。 在边疆经略层面,诸葛亮南征绝非单纯的军事平叛,而是首次将西南夷地区系统性纳入中原王朝的治理体系,以“攻心为上”的策略打破了此前中原政权对西南仅停留在羁縻统治的局限,推动了当地的农业开发与民族融合,为中国西南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历史基础。 在文化史层面,蜀汉完成了从历史实体到精神图腾的跨越。从习凿齿《汉晋春秋》首推蜀汉正统,到《三国演义》的民间叙事,蜀汉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忠义”“理想主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核心符号。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坚守,早已超越历史本身,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价值底色。这个未能统一天下的政权,最终以其精神内核,赢得了跨越千年的历史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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