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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翩翩#哀鸿城破十日记 #王者荣耀#公孙离 没有哪位真正的大师,会以一种戏谑、讥讽乃至玩弄的口吻去书写自己笔下的妓女角色,因为重要的不是她们妓女的身份,而是这身份背后所映射出的时代与命运;身份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象征罢了,倘若一个妓女角色所遭受的全部苦难,都仅仅因为她是妓女,那么这种塑造无疑是浮于皮相、流于粗鄙的;其创作者的创作,也必然显得低俗、颓废且毫无价值。 莫泊桑的《羊脂球》中,羊脂球的悲剧并不来源于她妓女的身份,而是来源于自诩高尚的上流人士们的虚伪冷漠;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玛丝洛娃的苦难的根源也是农奴制残余下尖锐的阶级压迫,对女性系统性的物化和剥削,以及整个从内到外都腐朽不堪的沙皇俄国;小仲马的《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亦是如此,苦难不源于身份而是时代,是整个社会的罪行;乃至于雨果《悲惨世界》中珂赛特的母亲(恕我遗忘了她的名字)实际上也当过妓女,但是读者几乎不会记得这一点,因为她妓女的身份比起她遭受过的苦难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 这些角色,作者没有强调也没有必要强调她们的身份——因为在那个黑暗残酷的时代下,她们成为妓女,正如他人成为工人、成为农民、成为乞丐一般,是理所应当毫无疑问的必然;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作者给予他们无差的悲悯,他们遭受的苦难与屈辱相差无几,自不必以一种猎奇的目光去特别注视。 老舍写《骆驼祥子》,并没有反复说明祥子是个人力车夫,他只是顺理成章地铺陈祥子经历的三起三落,写他如何在命运的泥潭里一寸寸地堕落下去;鲁迅写《祝福》,也不会刻意强调祥林嫂是佣工或寡妇,他写的是丧夫失子之后,鲁镇如何以一种集体的冷漠将她吞噬殆尽;果戈理在《外套》中,同样从不提醒我们主角是个九等文官,他写的是一个小公务员在彼得堡刺骨的寒风中,为一袭新外套燃尽全部生命热望的荒诞与凄凉。在这些伟大的作品里,身份的标签被苦难碾得粉碎,被读者铭记的只是时代那冰冷而真实的压迫。 但是近来大热的《哀鸿:城破十日记》的作者,却带着傲慢与所谓的“复原历史”反其道而行。 嵇零把自己笔下的角色当作玩物,亲笔去物化她、消费她,反复强调她妓女的身份,让角色在自己的笔下失去最后的尊严,把这当成作品的卖点,就好像这是某种值得娱乐的事情而非时代的苦难一样。这恰恰是低劣创作的病根:创作者将身份而不是时代的投影作为苦难的本源;于是,角色的种种悲惨遭遇,都沦为了这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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