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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党争的互害游戏,苏轼不玩了 北宋新旧党争的百年漩涡里,满是“非黑即白”的倾轧:新党上台就清算旧党,旧党复辟就全盘推翻新法,所有人都被绑在党派战车上互相攻击,从政见分歧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互害。而苏轼,成了这场游戏里最特殊的“异类”,最终主动抽身,再也不陪这场无意义的内耗玩下去。 一、从直言不讳到两头碰壁:党争里容不下说真话的人 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主动上书指出弊端——不是反对变法本身,是不满新党“求治太急”,青苗法等政策在执行中被官吏扭曲,变成了盘剥百姓的工具。这份清醒让他成了新党的眼中钉,最终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被一脚踢出京城,贬到黄州。 等到宋神宗去世,旧党司马光重新掌权,全盘废除所有新法,哪怕像免役法这类已经切实造福百姓的政策,也要一刀切推翻。早已吃尽党争苦头的苏轼,这次依然没有选择站队:他公开反对司马光的做法,认为应该“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保留新法中合理的部分。这份诚实,又让旧党容不下他——司马光集团对他排挤诬告,复辟的新党也依然把他当敌人,苏轼成了北宋党争史上唯一一个“两头挨打”的人。 在“要么站我,要么就是敌人”的党争逻辑里,苏轼不看风向只看是非,不附权贵只问民生,自然成了所有党派共同排斥的对象。 二、主动抽身:把互害游戏,换成认真生活 元祐八年,忍无可忍的苏轼主动请求外调,彻底离开了汴京这个党争漩涡中心,从此对这场互相倾轧的游戏不再参与。但党争的清算并没有放过他,绍圣新党复辟后,苏轼被一贬再贬,从惠州到儋州,一路赶到了帝国最偏远的海角。 命运把他踩进泥里,他却跳出了权力斗争的枷锁,把日子过成了另一种样子: - 在黄州断了俸禄,他就学着躬耕东坡,发明“十二钱筒”精打细算过日子,开荒地种庄稼,还把便宜猪肉做成了流传千年的“东坡肉”,和朋友开“三白饭”的玩笑,把窘迫的日子过成趣味; - 在惠州买不起羊肉,他就捡别人剩下的羊脊骨,烤出了连自己都赞不绝口的骨髓;看到西湖淤塞,他就带领百 #文明之旅 #历史 #北宋 #党争 #罗振宇 @qidihui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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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器4天前
他是《奸臣传》里最大的反派,却是苏轼最该感谢的人 公元1079年,北宋汴京。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打入死牢。罪名是:写诗讽刺朝政。满朝文武噤若寒蝉。连苏轼的亲弟弟苏辙都不敢多说一句话。但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当着皇帝的面,怒斥宰相王珪“你是想害死苏轼全家吗?”这人叫章惇——苏轼一生最铁的“冤种朋友”。 苏轼和章惇是嘉祐二年同榜进士。那一榜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出了苏轼、苏辙、曾巩、张载、程颢等一堆牛人。但当年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一看自己名次排在侄子后面,二话不说扔掉录取通知书,回家复读两年再考——又中了。一个连考试排名不如自家侄子都觉得“耻辱”的狠人,对自己有多狠,对朋友就有多拼。 乌台诗案爆发后,宰相王珪拿着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对宋神宗说:“陛下是飞龙在天,苏轼却说地下还有一条龙,这是诅咒陛下!”章惇当场怼了回去:“龙不一定指人君,古代名士都自称龙。诸葛亮叫卧龙,难道也是造反吗?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满朝沉默。章惇的怒斥让王珪面红耳赤,也彻底激怒了变法派同僚。但苏轼的命保住了——死罪改为贬谪。 你以为他是个只会救朋友的愣头青?错了。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章惇被贬到西北延州。当时西夏趁北宋内斗连年犯边。章惇到任后二话不说调转刀口,从“窝里斗”转向“一致对外”。他在无定河畔设伏大破西夏军,拓地数百里。史载西夏使者多年后提起章惇依旧发抖:“那位章公在西北时我们连马都不敢放牧。”后来西夏求和,使者进京第一句话就是:“敢问当年镇守环庆的那位章公,还在朝中吗?” 然而这样一位为国开疆拓土的能臣,却被写进了《奸臣传》。因为他支持王安石变法,因为他得罪了后世修史的保守派。《宋史》编撰时元朝史官们大笔一挥,“章惇”两个字被钉在了奸臣榜上整整900年。 最讽刺的是:被他救过的苏轼,后来也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两人因为变法与保守的党派之争,从至交变成了政敌。但苏轼被贬海南后章惇从未落井下石。多年后苏轼遇赦北归,临终前让人给章惇带了一句话:“子厚(章惇字子厚),我不恨你,我从未恨过你。” #历史 #历史故事 #历史人物 #北宋 900年后的今天历史课本里,“奸臣”那一栏没有他的名字——因为他连当奸臣的资格都不够。大宋真正的奸臣们卖国求荣,他卖什么了?他卖命守边疆卖力救朋友,卖了半辈子,只换来一顶“奸臣”的帽子。 章惇究竟忠不忠?也许答案不在教科书里,而在苏轼的那句话里:“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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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一生都与政治相牵连,三次被贬,仕途坎坷。当年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大致是这样的: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英宗皇后、神宗之母高太后扶立年仅九岁的赵煦即位,也就是宋哲宗,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人,贬斥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由此引发新旧党争。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起用章惇、曾布等人,新党再度执政。我们都知道,苏轼反对新法,属于旧党一派的“元祐党人”,政治上的反覆,直接导致官员的浮沉。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在河北定州知州任上的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被贬至惠州。在惠州的2年7个月时间里,他留下了诗词文书信等近600篇作品。今天,讲一讲他到岭南写的第一首诗《过大庾岭》。 这一年苏轼57岁。他带着侍妾朝云和幼子苏过南下,翻越大庾岭进入岭南。在翻越岭上梅关时,苏轼造访古道旁的龙泉寺,在寺钟上写下了这首诗。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垢污” 一词既指尘世纷扰、官场倾轧,也指内心执念与得失焦虑。“一念”类似禅理顿悟,就是心念一转,便洗尽污浊,把那些焦虑烦恼全都抛诸脑后。“洞清净”的意思是身与心都澄明如镜,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一种顶天立地、正大刚直的精神境界或道德力量。“独也正”是人格独立、坚守正道。即便身处贬谪逆境,也不随波逐流。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这里是化用白居易“可怜身与世,从此两相忘”的诗意。粤赣交界的大庾岭是中原地区与岭南地区的分水岭,岭南岭北更是古代被贬官员的心理界线——过岭即入蛮荒,返乡希望渺茫。所以“岭上行”是地理跨越,也是精神告别。“身世”指宦海浮沉、荣辱得失、是非恩怨。“永相忘”就是放下执念,告别过去,再不回头。 “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这里是直接借用李白的诗句,融入道家思想,表达了一种生命永恒的哲思。 这首诗直抒胸臆,言简意丰,从内心顿悟→放下执念→人格独立→生命永恒,在“岭上行”的特定空间与“身世忘”的超然时间感中,营造出一种旷达决然的诗歌意境,将贬谪的阴霾化为对精神清净与人格独立的坚定追求,表现了作者的不屈气节与达观心态。这首诗穿越千年,依然给我们力量,那就是:心有正气,便不惧风雨;一念澄明,便处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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