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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净峰一口池塘共自杀惠安女八百多人,主因长住娘家无孕不得回 福建三大渔女,惠安女,湄洲女,蟳埔女,都是吃苦耐劳的化身。其实但凡家里有条件,谁不愿意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地主家傻儿子。这其中,惠安女受到压迫最深。 这些事件中的自杀者大部分为年轻女子,而她们的关系大多是“姐妹伴”和“金兰盟”,往往在相互诉苦之后,在哀恸绝望的情绪传染酝酿之后,决定选择集体投水的方式自杀。在投水之前,她们甚至会关起门来,商量好时间,并且在那天把自己穿戴妥当好几重衣服以免死后受辱,然后用一条绳子一个个拴在一起,挂上石头,一起投水身沉而死。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从“长住娘家”的婚俗层面来探究惠安女集体自杀的成因。 “长住娘家”是惠安地区普遍流行的婚姻习俗。一般的,女子婚后头三天住在夫家,第四天便开始回父母家长住,一直到生育了孩子以后,才名正言顺在夫家定居。在未生儿育女之前,仅有“时季”和“年节”,夫家差人去请,女子才到夫家,但在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得马上返回娘家。 民国时期,惠安的特殊地域环境、社会文化等众多因素杂糅,造成其社会性别制度失范。这是导致惠安女集体自杀成风的总体性原因。 首先,因本地资源匮乏,惠安男性大多选择外出谋生,特别是惠东一带男子多背井离乡,到南洋各国谋生。这就形成“乡中男人皆出外业工,女者在家耕种”的家庭经济模式。夫妻之间缺少相处、沟通和了解。这种夫妻之间长时间的分离是惠安女自杀的重要原因。 再次,在男子大量外出、“长住娘家”的束缚和家庭功能的失衡情况下,民国时期惠安女性内部亦形成了一套维系女性情感生活的人际网络系统——“金兰盟”。  “金兰盟”本身并不是绝望的根源,它无法为妇女争取应得的权益,也无力调节成员的家庭矛盾。于是,当一些成员向组织进行诉求时,其他成员的悲情也被激发出来,当悲情的溃决最终使集体绝望升腾到极限时,集体自杀的危险系数便达到了最强。她们开始组织和准备集体自杀,那些性格中并无多少悲情色彩、生活中也没有绝望感的成员也随之被裹入,她们或“从众死”或为“义死”。总而言之,,在困苦的生活及强大的社会张力面前,妇女不得不承担起家政与田园之责。超负荷劳作、婚姻生活不自主、多重家庭矛盾极大压缩了妇女的生存空间,而减压机制的缺乏使得她们所承受压力无法宣释,进而促使她们携手走向绝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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