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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循环:作为专制“修复机制”的农民起义        最近读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有一振聋发聩的论断:中国的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并非对立,而是同一文化源头诞生的“孪生兄弟”,共同构成了维系专制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互补两翼。      在他看来,农民起义的深层历史功用并非推动进步,而是充当了专制主义的内部“调节机制”。       其一,它通过残酷方式周期性地消灭人口,缓解了人地矛盾。      其二,它造成了文明的毁灭与劣化。      最关键的是其三,起义并非旨在摧毁专制制度,反而通过暴露其缺陷,促使新王朝构建起更周密、更严谨的统治术,宛如一次次“越狱”后,将制度监狱修筑得更加牢不可破。      究其根本,农民阶层非但不是专制的异己力量,反而是专制皇权最坚定的崇拜者与认同者。他们的反抗动机源于“取而代之”的朴素皇权思想,其行动结果,是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换来了专制肌体的自我修复与强化,从汉至清,这一规律清晰可见,最终使控制更为严密,国民奴性更深。     不过有此皇权专制思想者,又岂止农民?岂止在古代?      所以,中国历史呈现“演员”频繁更换而“剧本”内核不变的循环模式。难怪黑格尔说,中国无真正的历史,只是朝代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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