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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代的学术流变,是一段“精神的河道变迁”。 首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元代看似凝固的冰层下暗涌的春水。 通常的印象里,元代是理学被奉为正统、成为科举标准的时代,思想似乎被框定在朱熹注释的经典之中,显得有些板滞。这固然是事实。但如果我们细细倾听,却能听到冰层下的潺潺水声。一批学者如吴澄、许衡等人,在尊奉程朱的大前提下,已经开始悄悄调和朱熹与陆九渊的路径。他们提出,“道问学”与“尊德性”如同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这种调和,实际上悄悄松动了对“心”的禁锢,为后来心学的复苏,埋下了一颗宝贵的种子。加之元代特殊的社会环境,许多文人仕途受阻,反而更倾向于转向内心世界去寻求价值,这种普遍的社会心境,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为一场强调“心”的力量的思想运动,准备好了温床。 明初的沉闷,被陈献章的“静坐中养出端倪”悄然打破,学问的方向开始坚定地转向内心。而真正将这场运动推向巅峰的,无疑是王阳明。他的“龙场悟道”颇具传奇色彩,其提出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如同一道惊雷,震撼了整个思想界。它仿佛在告诉世人:真理与道德的标准,不在遥远的经典字句里,而就在每个人真切切的内心与实践中。这种对个体道德主体性的空前高扬,的确释放出了巨大的精神能量,让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变得异常活跃与多元。 然而,光芒太盛,有时也会让人目眩。心学在传播中迅速分化:泰州学派一路走向市井,高呼“百姓日用即道”,充满了活泼的生机,但也可能滑向对传统规范的挑战;另一边,江右学派等则强调严谨的“戒惧”功夫,担心过于随心的解释会失去准绳。到了晚明,心学末流中确实出现了一种空谈性命、不切实际的风气。当社会危机日益深重,这种“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力感,便使心学饱受批评。这便引出了一个深刻的时代诘问:当内在的道德激情,无法应对外部世界的复杂溃败时,思想之路该向何处去? 于是,历史的钟摆,伴随着明清鼎革的巨痛,有力地荡向了另一侧——清代实学的兴起。明清易代,对许多士人而言不仅是王朝更迭,更是一种文化信仰的危机。他们将明朝的败亡,部分归咎于晚明心学的空疏清谈。痛定思痛之下,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从内在心性的冥想,转向外部世界的实证。清初三大儒堪称典范:顾炎武倡导“经学即理学”,主张回到经典本身做扎实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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