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草原与农耕观念的整合 在史书和列传中唐太宗李世民是明君,唯一的污点就是玄武门之变。他在史书中的记录虽然不免过于理想化的夸大,甚至从功绩的连续性看来,许多唐高祖和隋炀帝的作为,也被记录成他的功劳。从客观上说,作为继业者的李世民,用最低成本的方式,缓解了横在他面前的三个矛盾,所以功劳归于他也无可厚非,只是有时候我们谨慎历史里的抬高贬低的私心变好。我将通过重编《氏族志》、远征高句丽、制度建设这三个方面串联起贞观之治的历史客观脉络。 第一针对门阀的社会观念: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6年,分别于633、638年两次重编《氏族志》,第一次是执政之处的施恩,第二次是示威。这个排行榜决定了当时氏族地位的先后顺序和背后的话语权及利益。贞观年间第二次排行榜的重编,加入太宗政治斡旋的考虑,重新分配了氏族的地位。让当时的大氏族听命皇权,解决了南北方氏族对皇权的掣肘。这个氏族排行伴随了唐王朝整个生命周期的门第习惯。直到200年后黄巢的出现。 第二围绕着执政正当性的构建,面对“玄武门”之变后心里阴影,李世民需要破坏规矩的查阅自己自己的起居录。并要求记录者褚zhu遂良进行美化。探究这种心理背后的缘由是:此时他已经有一种深深的“罪耻”感。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有“羞耻感”是难得的品格。历史上又有几位皇帝给自己搬过“罪己诏”呢?唐太宗李世民便是其中之一,对比秦皇汉武的发展是以牺牲国民生活为代价的,李世明也确确实实是一位优秀的、有政治头脑的统治者。此时,太宗皇帝需要做一件功绩证明自己的事情,这件事情可以消除玄武门之变的“罪耻感”的影响,不但可以令宗室、贵族、官僚阶级稳定的支持自己,也可以让后世的子孙心服口服。 #历史 #读书 #学习 #成长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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